【文/观察者网专栏作家潘宇】
近日，北京大学教授陆锋及其团队在观察者网发表文章，批评以新旧产能划分中国工业的“二分法”政策思维，认为这是中国工业的自我限制。
陆锋教授所说的“二分法”是这样的：一方面是被认为已经失去经济增长潜力的“旧动能”，即占产业体系主体的传统产业。 （约占工业总产值的80%）； 第一个方面是想象中的“新动能”，即高新技术产业或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如“互联网+”）。
按照陆峰教授的说法，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非常重要。 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由经济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如果人为地将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割裂开来，就会出现不好的结果。
那么，“新旧动能”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治理“两高”新旧动能转换
2018年，某化工大省建成首个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清理了当地冶炼、钢铁、煤炭、电解铝等行业一批产能，拆除了多家企业的设备。高污染、高能耗企业。 截至2021年底，已处置“散乱污”企业11万余家，实施投资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3.8万个。
当地明确的新经济增长点是智能制造、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方向。 2021年，“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值占比达到31.7%，比2017年增长10个百分点。装备制造、化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到2021年，当地高端装备制造、高端化工增加值比重也较2017年大幅提升。
从我省这次试点来看，新旧动能转换有两条明确的主线，一是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二是工业化与数字化融合。 并不是说要直接砍掉传统产业，去发展一些“数字创意”或者“互联网+”。
目前，全球“灯塔工厂”数量已达153家，其中中国以62家位居榜首，占比40.52%。 它是世界上“灯塔工厂”最多的国家（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事实上，到2021年，全省化工产业总收入将超过1.7万亿元，仍居全国第一，约等于第二名和第三名省份的总和。 这也说明，此前的整顿取缔并没有严重损害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经济比重。
但任何事情从理念到实践总会有偏差，尤其是管理超过11万家公司这样的大动作。 正如陆峰教授举的例子，当地某县一家民营特钢厂被政府以环保规划为由关闭，导致周边100多家配套企业倒闭。 然而，这家公司是一家符合国家标准的超低排放公司——这是政府部门需要学习的。
对于石化、钢铁等体量巨大、处于国民经济核心地位的“两高”行业，确实应该采取审慎的工艺创新、新材料研发等方式，从产业结构中寻找调整空间。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一刀切地关停工厂。
这就是“新旧动力”是否二分法争论的背景。 然而，我们对于什么是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思考不能就此止步。 最重要的或许不是二分法是否有必要，而是如何找到经济结构中隐藏的经济动能？ 只有真正思考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对“新质量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等理念有更深刻的理解。
中国经济确实面临“新旧动能”问题，但这并不完全是人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也不完全是淘汰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问题。
新旧动能转换的另一个版本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的故事。 美国于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当时美国工业奇迹的推动力是什么？
这是一条四通八达的铁路。 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常说：铁路塑造了美国。
美国插画：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 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总站（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铁路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例如允许远离水运路线的地区大规模经济地种植农作物。 例如，它允许将所需资源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工厂，帮助美国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 正是铁路等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当时的美国释放了强劲的经济动能。 当然，还有参与建设的数十万中国工人的贡献。 （关于参与美国铁路建设的中国工人数量有不同版本的统计，这里的“数十万”是一个较大的估计。来源为新华社发表的《美国在美国》 《国内外强迫劳动的真相》），可以说，没有中国人民的勤劳、聪明才智和巨大牺牲，美国不可能这么快登上世界之巅。
美国已经没有那么多工人可以在如此困难和危险的环境中工作了。 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以来各个方面都处于停滞状态。 纽约第一条地铁建于1904年，至今仍然是这个系统。 当然，这背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为因素，也有体制因素。 结论是，当旧动能消失时，你真的会永远失去它。 当前美国经济的动力在于以“七大科技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四新”经济体。 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的直接拉动，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这种驱动直接导致了中国从无到有的一大批产业和技术的诞生。
以盾构机这样的高端设备为例。 盾构掘进机在西方国家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但到20世纪末，对于中国来说仍然是空白。 德国工程师在中国维修设备时，不仅收取每小时800欧元的费用，而且不允许中国工程师靠近。 中国还必须交出地理信息数据。 中国人直到2008年才研制出盾构机，原本差距这么大，但现在中国盾构机包括主轴承在内的核心技术都取得了突破，并以1/10的价格销往欧洲老家。 。
这样的突破，当然得益于我们自主研发的决心，得益于我们工程团队的创新能力，也得益于我们完整的产业体系可以提供支撑。 但在很多领域，这些有利因素是存在的，并不是每次都能把自己的优势转化为如此跨越式的发展，尤其是当自己的需求不是那么充分，但竞争对手的动力依然强劲时，那么虽然中国工业实力赶上只是时间问题，不会像TBM那么戏剧性。
基建需求的直接拉动，赋予了我国盾构机强劲的发展动力。 中国占据全球盾构机市场90%以上的份额，是全球最大的盾构机生产国和消费国。 这在其他领域是相对无可比拟的。 稀有的。 当市场几乎完全掌握在我手里的时候，技术很难不在我手里迭代进化。 我们需要大量的盾构机来挖掘隧道和矿山，我们也培养了大量的技术工人。 我们的工程师团队熟悉机械和结构工程，精通电气和自动化控制技术。 这些人除了受过良好的教育外，还必须在大量的现场实践和具体项目中得到锻炼。
河南焦作南水北调工程国家纪事盾构机（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美国企业史专家、《车间的竞争优势》一书作者威廉·拉佐尼克将中国的产业发展战略总结为四点：
1、做系统集成商，以集成驱动创新。
2. 主动开展技术转让，
3.加强内部研发投入，
4、立足广阔的国内市场。
其中，只有第四条最具中国特色，其他国家缺乏条件效仿。 在高铁、核电等项目中，国内市场对基础设施的巨大需求也是在“技术转让”谈判中占据主动的关键。 可以说，第四条也是确定第二条的关键。
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势头正在减弱，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提前。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高度配置，不可能重复建设。 其次，地方政府积累了大量债务，但通过卖地弥补缺口不可持续，需要加以控制。 第三，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65%，近70%的人口可以成为大学生。 然而，出生人数的下降幅度超出了预期。 随着生活水平和人均教育资源的迅速提高，有可能从事艰巨的基础设施项目。 该项目的人口将出现大规模减少，这种情况在未来20年还将持续发生。
然而，这种势头下降并非没有解决办法。 我们已经建设了大量的公路、高铁、港口、机场、水坝、核电站等，还需要维护，这就需要保持必要的投资强度。 此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一大批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如印尼雅万高铁、巴基斯坦、阿根廷“华龙一号”等。 以上两条路径可以防止基建投资“老驱动力”快速下滑并继续得到支持。 但如果找不到新的增长点，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停滞的风险。
截至2024年3月3日，雅万高铁已运送旅客超过200万人次，单日旅客上座率高达99.6%，客流持续保持高位（图片来源： IC照片）
至此，我们可以重新审视“新旧动能”的问题。 “老动能”并不是指一些人为界定的传统产业部门。 正如陆峰教授所说，这些传统工业部门与整个工业体系密不可分，应该保持合理的比例。 使用行政手段是不合适的。 过度调节。
近二十年来，在西方阵营中，日本是“去工业化”最不明显的国家，一直在进行应用创新和产业升级，比如开发半导体设备和材料、低油耗汽车等等高端制造。 然而，随着日本工业的强大，日本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仍然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失去的二十年”。 这与人口结构严重老龄化等内部条件有关，也与欧美汇率干扰等外部因素有关。 。 这说明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有其客观背景，并不完全受政策调控。
在观察“新旧动能”时，不宜用“二分法”思维来对立新旧动能。 相反，我们应该找出隐藏在经济结构中的真正驱动力。
旧动能下行趋势与三大新动能走向
以“土地财政”模式为主，地方政府先借钱，再卖地偿还债务，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直接拉动经济需求。 将这种模式描述为“老驱动力”并不是要制造二分法。 未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规划更多的数据中心等“新基建”。 再加上配套的电力供应，基建动力依然可观。
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预计“旧动能”不能长期依赖。 由于债务最终转移到居民身上，如果居民资产和收入预计无法持续增长，居民就会选择降杠杆。 这个过程将持续很多年。 这种势头不仅会长期失效，还会带来相当大的后果。 经济副作用。
新旧是相对的。 要知道，近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印度，依赖的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的“旧动能”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新动能”。 印度的基础设施水平远不如中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印度拥有大量贫困人口和年轻人，他们也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生力军。 但对我们来说，我们不能让建设城市的这一代农民工，以及他们在城市长大的孩子继续当农民工。 就像数十万中国工人为美国修建铁路一样，这件事只能用一代人的时间结束。
那么，相应地，中国经济可能的新动力在哪里？ 我们真的能找到路径依赖方法的替代品吗？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寻找新的动力。
我觉得有三个方向，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 第一句话是以工业化带动信息化。 第二句话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第三句话是促进新服务、新消费场景生产。
以工业化推动信息化
第一个动能来自工业体系内部。 例如，如果一家工厂想要提高质量管理，需要一个信息管理系统，那么它就外包给一家软件公司，并给它一份大合同。 软件公司拿到钱后，可以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水平。 同时，因为他们有了第一个案例，他们就可以在下一个工厂找到客户。 这里，信息管理系统虽然是新经济，但其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传统工业部门和工厂的需求。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 在如此庞大的工业体系中，不乏动力，会产生大量的需求来连接人、机器、材料和系统。 前面提到，在钢铁等“两高”行业，不宜全线关厂，而应优化工艺流程。 在实践中，钢铁企业已经利用工业互联网探索生产流程优化、多流程协同优化、多基地协同等典型应用场景。
所以，政府鼓励的就是这样一种有活力的力量。 钢铁、机械、家电、矿山、电力、建筑等传统工业部门必须千方百计、以各种方式满足自身的需求，无论是生产效率、质量管理、节能减排方面减少，我们应该寻找与数字技术融合的应用场景。 对于复杂的问题，恐怕无法通过外包给软件公司来解决。 多个供应商可以联合提供解决方案，因为许多设备是您工厂专有的，您需要连接人、机器、事物和系统。 该解决方案需要定制化，无法通用，需要众多供应商的合作，包括软件和设备供应商。
这东西虽然很难，但确实会促进很大的产值。 而这种融合并不是为了信息化而信息化，而是现实的需要。
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已超过1.2万亿元，远未达到工业化带动信息化的全面程度。
漫画：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规模已超万亿元（图片来源：IC图片）
与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的推动模式不同，这里是传统工业部门带动整个事情，提出需求拉动相关经济，虽然是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新兴产业。晋升。 所以这肯定是一个不同于旧动能的新动能。
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有了一个完整的、互补的产业体系，所有新兴产业都将由此产生。 或者说你转移了一些产业，你的产业体系变得不完整了，你肯定无法产生新兴产业。 并非所有新动能都只能来自完整的产业体系。
过剩产能的出清往往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行政干预的结果。 比如最近国家鼓励的光伏产业也在清理过剩产能。 产业转移也是由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我们还需要适当向后发国家转移一些服装、日用品等轻工业，适当购买一些后发国家的简单工业品。 只有当他们有钱了才能购买我们的新产品。 三是购买我们复杂的工业产品，使我们能够不断进行产业升级。
中国当然也不例外。 从底线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应该假设中国总是能够长期保持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 随着国际分工、人口结构等条件的变化，个别产业的清算或转移不可避免。
美国去工业化、从现实转向虚拟的问题长期存在。 为何仍出现以“七大科技巨头”为代表的“新动能”？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方向，为什么信息化可以反过来促进工业化。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以目前流行的为例。 英伟达现在自称是人工智能计算领域的领导者，但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图形芯片（GPU）设计，其最大的应用场景是视频游戏。
其产业链上，上游有以ASML、应用材料为代表的多家半导体设备厂商，下游有以台积电、三星为代表的半导体厂商。 的下游有联想、戴尔等终端消费设备供应商，以及微软、EA等游戏软件开发商。 最底层是消费者。
一般来说，经济动能来自于最下游，即拉动需求的一方。 最终消费者也是最终付款人。 大规模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的支付者是地方政府（虽然最终是居民买房），工业互联网的支付者是工厂。 那么在电子游戏领域，动力来自于游戏用户吗？ 让我们剥开茧，看看游戏经济的动能到底藏在哪里。
游戏用户的需求是玩好玩的游戏。 这并不一定要求游戏的图形必须尽可能真实。 那只是少数人的追求。 大多数人仍然喜欢“俄罗斯方块”或“贪吃蛇”。 那么，是来自微软、EA等游戏开发商吗？ 为了卖出更多的游戏，在某些时候他们会在图形方面进行一场“军备竞赛”，但这样做的结果是开发成本大幅增加，因此他们有一定的动力，但如果图形技术没有取得飞跃几年后他们其实并不介意开发，因为毕竟主要任务是把游戏设计得有趣，这样才能卖得更多。
而对于联想、戴尔这样级别的终端设备厂商来说，其技术创新迭代非常有限。 有时像微软这样的游戏开发商也可以做他们的工作。 显然这个级别不会是力量源泉。 再往上看，我们发现游戏图形技术发展的真正动力来源，就是这样的公司。 英伟达只有先升级自己的图形技术，才能推动游戏开发商实现更好的画质表现。 对于台积电以及更多上游半导体厂商来说，英伟达是推动其工艺进步的买单者。
因此，在电子游戏这样的产业链中，可以有大量的游戏开发商，也可以有大量的消费终端厂商，但只有英伟达和AMD两家公司，而台积电并没有服务于这整个产业链。 可以说，是产业链的链龙头公司，也是当之无愧的。
是一家IC设计和软件公司，而不是传统的工业公司。 工业制造是通过合作伙伴外包来实现的，但英伟达可以成为其上下游工业制造企业的创新动力源泉。 从英伟达的例子可以看出，以“七大科技巨头”为代表的“新驱动力”与工业体系内产生的第一类新产业完全不同。
苹果的动力来源并非手机用户。 长期以来，手机用户对诺基亚提供的基本功能感到满意。 用户可能追求的是语音质量的提升和信号的改善，但他们从来不需要苹果带来的东西。 就是把手机作为一种除了通话之外还可以满足多媒体业务的设备。 苹果通过触摸屏技术和应用生态带来的改变是完全颠覆性的。 最终，苹果可以成为智能手机领域的链条领导者。 尽管其制造依赖外包，很多零部件也依赖其他供应商，但谁也不能否认创新的重要性。 力量的源泉就在苹果。
像谷歌、meta、特斯拉等，他们的高利润业务或护城河也以软件生态、智能驾驶等高端服务业为特点。 关注以“科技七巨头”为代表的“新动能”，我们可以认识到，仅仅靠掌握传统工业领域并不能指望生产出新产品。 例如，我们掌握了手机产业链上所有的制造技术、设备和工艺。 产生相应的经济动力。 我们要有自己的华为、小米，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从虚拟部分走向现实部分。
小米是一家具有互联网基因的公司，这并不妨碍它成为推动手机作为工业产品的动力源泉。 华为的情况比较特殊。 华为同时具备硬件设备、半导体设计、软件开发能力。 但我们看一下华为汽车制造的例子。 事实上，华为此前在汽车行业的积累比较少，而赛勒斯则是一家传统车企。 仅考虑汽车行业，Cyrus的积累肯定远大于华为，在汽车行业，可以说华为提供智能解决方案和品牌解决方案，这是虚拟的部分，而Cyrus是真实的部分。 但在华为与Cyrus的合作中，谁是创新的驱动力呢？ 至于来源，恐怕大家都会更喜欢华为，因为华为不需要掌握汽车行业的制造能力。
近期，英伟达不仅推出了通用型人形机器人基础模型，还投资了人形机器人初创公司AI。 与智能汽车的例子一样，未来人形机器人的创新动力来源很可能是英伟达、华为等提供信息技术支持的公司。 推动整个行业前进的是他们的研发投入和技术迭代，而不是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商。 随着像Sora这样的人工智能建立对物理世界的理解，机器人将能够为人类解决更艰巨的体力任务，并取代更多的蓝领工作，这也将适应我们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反过来促进产业发展的例子有很多。 例如，基于华为开源盛思的生成式空气动力学设计大模型平台，引领了航空、航天、造船、高铁、能源、汽车等行业工业装备的设计和制造能力，缩短了从设计到设计的时间。月至 水平缩短至分钟。 数字技术有其自身的发展道路。 它不是从工业领域迭代，但是可以推动很多工业领域的发展。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嵊泗标志（图片来源：IC photo）
这里我和陆峰老师的看法略有不同。 技术进步的途径并不一定是产业体系内部的不断完善。 陆峰老师认为，技术进步如果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一定要以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产品是工业生产的。 这种假设在已经发生的信息革命和即将到来的智能革命中并不完全准确，因为产品可能不是工业生产的，它可以是数字副本，它可以由人工智能创建，它可以由普通人制造看着相机。 创造出来的东西和工业体系没有太大直接关系。
新形势下的经济动能
前面提到了第二类新动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去工业化严重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涌现出以“七大科技巨头”为代表的“新动能”。 还有第三种类型吗？ 我觉得还有一种动能，它不是来自工业体系内部，也不是来自数字技术的创新，而是来自社会生活场景，必须满足很多条件才能建立。 这就是我总结的第三句话，就是推动新服务、新消费场景生产。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旦你把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好了，调整了你的推荐算法，有了这些基本条件，接下来的事情就不会和整个产业体系有太大关系，也不会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有太大关系。 已经不重要了。 互联网上有消费、服务场景。 每个人都可以以很低的门槛参与，低于成为工人所需的门槛。 大量的数字产品就是这样产生的，并通过电子商务和整个实体经济建立了关系，因此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循环着新的动能。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医疗服务场景。 医生操作骨科机器人，对脊髓骨折患者进行脊柱螺丝固定，并准确驾驶螺钉。 在这种情况下，有5G技术，机器人技术和医疗技术。 最初，这三种技术之间不可能进行交集，它们属于不同的学科。 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有服务方案时，这些技术与幕后有关，经济部门开始整合和发展。 在此示例中，新的驱动力不是来自传统的工业领域，也不来自数字技术创新部门，而是来自服务现场，最重要的是医生，服务行业从业人员。
因此，在新的服务和新消费方案中，它可以促进生产和促进传统工业领域。 我们不需要通过维持工业体系的比例来对抗服务行业的发展，因为这不是一个来回走动的单向，简单的过程。 我已经在上一篇文章中进行了分析。 如果无法将服务行业与行业整合和开发，那么中国的工程和技术人员将不会被重新评估，并且年轻工人的收入将不会得到进一步提高。
两位西方作者在一本书《红皇后的奔跑》一书中指出，中国公司可以迅速整合最新技术并将其转变为产品和解决方案，在这方面显示出非凡的创新能力，但中国公司没有携带。像刘易斯·卡洛尔（Lewis ）的红皇后一样，开辟了开放新领域的创新活动，后者一直努力赶上最先进的技术并跟上最新技术。
中国企业的这种创新能力只能基于大众生产和制造经验，重复重新设计生产实践中的图纸以及供应商网络集群的合作。 我们的供应链和技术才能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人能将他们移开。
但是现在红皇后需要停止，我们的时间已经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