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
作为2022/2023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的重要活动之一，2023年9月24日全天至9月25日上午，专题会议2“新技术赋能规划”在武汉成功召开。 会上，赵妙喜教授做了题为《数字中国网络协同区域发展规划应对》的报告，主要分享了背景、理论、机遇与挑战、应对、结论五个方面的内容。
本文字数：511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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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妙喜
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专委会委员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01
背景
1.1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进程
到2022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5.22%，经历了从“严控大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转变从“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乡镇发展”，再到“构建以城市群和都市圈为基础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为首的全国19个城市群的主要形态更加确定，其主导作用日益凸显。 2021年，全国19个城市群常住人口比重较2010年提高2.23个百分点，净增人口8362万人。 基于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现状及其通过网络协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人口和经济提升的潜力，有望成为打造大中型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的动力源泉和增长极。未来我国的小城市。
城市规模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结构失衡，是我国城市发展的典型特征。 现有城市人口规模体系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存在两个层面并存的现象：特大城市扩张“最大化”和中小城镇相对收缩“过小”，以及中等城市的“崩溃”现象。 。
1.2 数字中国建设的现实意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
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是我国城市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 中小城市能否抓住时代机遇，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对于实现自我提升、效率提升、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方面，大城市作为区域核心，带动和引领集团内中小城市的数字化发展； 另一方面，中小城市依靠数字技术带动传统产业突破时空限制，融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优化生产生活环境，从而克服区位劣势，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大城市对人才的“虹吸效应”。
如今，我国城镇化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经显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空间不断拓展。 数字技术在生产、生活和治理中的广泛应用，不仅使社会生产过程呈现出跨地域的网络化，也使数字技术和数据作为物化劳动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从马克思地域分工理论来看，数字经济中价值创造、实现和分配环节在区域间的循环，促进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加强了大中小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影响协调发展。区域发展。
数字中国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数字时代催化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也十分显着。 大、中、小城市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区域协调发展的障碍，形成数字鸿沟。 由于中小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数字公共服务覆盖率低、财力有限，大中小城市普遍普惠、共建共享的数字发展进程受到制约。 同时，中小城市数字化转型过程面临数字人才缺乏、城市互动合作机制缺乏等问题，制约了数字技术促进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02
理论
2.1 网络外部性与借贷规模
长期以来，集聚经济一直是都市圈发展的理论基础，即集聚的正外部性产生规模报酬递增，在强大的市场效应、联系效应、知识效应下形成中心城市的集聚增长。溢出效应和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虽然可以解释区域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制造业集聚现象，但演绎分析中隐含的路径依赖理论意味着边缘小城镇陷入了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 这一假设并不完全符合发达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事实：在欧洲大都市地区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中小城镇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 大城市对GDP的贡献比重没有增加。 相反，中小城市却表现出了良好的增长势头，规模报酬递增。 无论是理论还是传统的集聚理论都难以解释这一现象。
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基于区域腹地的“中心地”理论正在被网络联系的“中心流”模型所取代。 城市发展开始从一般意义上的资源禀赋依赖转向与外界联系的便利。 城市网络外部性理论及其借用规模为研究中小城市的发展动态提供了新的视角。
图2 网络外部性的“借用规模”效应促进企业成长和企业功能联系的增长
从网络外部性和借贷规模来看，城市关系网络也变得更加灵活和富有弹性。 从更普遍的理论角度来看，Katz 等人。 认为网络外部性是用户规模经济的源泉，网络价值与参与实体数量呈现出二次相关的正向促进效应，这就是梅特卡夫原理。
在互联网环境下，公共技术专利对产业创新的溢出效应非常明显。 类比知识创新使得大量主体之间形成近乎零成本的共享学习关系。 众包知识生产模式进一步放大了网络的外部效应。
2.2 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
图3 经济类型比较
数字时代，区域主体多元化、分工合作深化高效、组织机制复杂化、不同产业门类多种技术融合，通过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塑造区域发展新内涵经济影响。 利用城市群和都市圈中心城市的资源富集效应，发挥多维网络协同的要素流动和区域共享优势，不仅可以保障中小城市在大范围内的健康运行，也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有学者指出，对于基于互联网平台的零工经济来说，数字技术的应用削弱了城市规模带来的集聚优势，这意味着扩大城市规模并不是获得外部经济的唯一途径，这提供了未来的前景面向中小城市的零工经济。 充分利用。 对于人口较少的城市来说，发展数字技术，增加中小城市数字基础设施供给，提高区域互联网可达性，有利于发挥数字技术带来的外部经济效益。
03
机遇与挑战
3.1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包容性增长。 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科学分工改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驱动产业现代化，形成区域关联，最终通过结构创新实现经济行为倍数增长。 有利于减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促进包容性增长，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动力。
数字基础设施供需仍是区域发展的矛盾。 由于城市群演化，区域需求动态不确定，信息数据多品类、跨领域共享不协调，跨城市数据共享不足。 ，阻碍大中小城市普惠数字化发展进程。
3.2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呈现空间网络化趋势。 近年来，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得到广泛认可，数字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也在城市群和都市圈层面得到实证检验。 从实践来看，数字经济产生了空间网络化的趋势，中小城市能够在梅特卡夫效应下获得新的发展动能，即融入区域城市网络的参与者越多，发展水平越高。各方都受益。
从空间正义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避免陷入数字经济空间极化的陷阱。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小企业获取数字资源有限等问题。 相关经验证据表明，理论上，后发城市依靠创新和模仿实现超越发展，但现实中数字经济发展有进一步向核心城市收敛的趋势。 大城市数字服务自给水平较好，中小城市也需要数字服务。 对大城市的依赖导致中小城市数字赤字，逐渐形成经济数字鸿沟。
为避免大中小城市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陷入“区域空间两极分化”的陷阱，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明确数字经济促进大中小城市之间要素流动的机制。小城市从空间公平的角度出发，梳理区域节点在产业分工和网络竞争合作关系中的作用。
3.3 数字化公共服务
数字公共服务是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十四五”时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公共服务网络化提供了技术支撑。 通过从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等方面赋能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动力机制和供给方式的完善，保障服务的精细化、有效性。 数字技术对居民的生活决策以及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方式产生重大影响。 它可以提高居民生活的便利性，从而提高其效用。 它具有包容性的特点。
在以城市规模决定公共服务配置的传统资源配置逻辑下，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地区间、群体间仍存在差距。 区域公共服务数字化建设有利于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生活，但也面临合作互通障碍、跨域联动成本高等困难。 针对我国城市群公共服务发展差异化的突出问题，亟待完善区域公共服务共享网络政策和机制。
3.4 区域治理网络
在区域发展从不平衡走向平衡的过程中，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都需要政府的帮助。 缺乏政府干预和政策引导将导致地区两极分化加剧。 然而，传统的政府治理体系难以适应治理需求多元化、治理对象多元化、治理环境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亟待完善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 数字中国背景下的数字政府建设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推动区域治理现代化。
与此同时，由于各地数字化转型程度存在差异，地区间数字治理差距问题逐渐显现，成为区域治理合作的主要障碍。 因此，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治理模式转变、弥合数字治理鸿沟，是推动区域治理的重要因素。 协同治理的关键。 迫切需要审视政府间（纵向、横向、斜向）、政府内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等多主体互动的现状，进而提出多主体、多层次的互动模式。城市群层面沟通协调治理网络机制。 为区域要素资源合理配置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
图8 京津冀城市群政府报告问题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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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4.1 构建区域网络协作模式
梅特卡夫定律是：网络的价值等于网络中节点数量的平方，网络的价值与连接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 也就是说，网络中的用户数量越多，整个网络以及网络中每个节点的价值就越大。 遵循梅特卡夫网络定律，引导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向数字模型转变，构建多主体融合、无缝沟通的区域网络协调发展的理想模型。
图9 梅特卡夫效应分析
依托城市群和都市圈，建立“基础设施-产业-服务-治理”网络协同发展模式，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信息社会、治理网络是大中小城市网络协同的主要主体。 区域网络协同以数字基础设施和高速交通设施为支撑，以基础设施网络、产业网络和公共服务网络耦合为基础，形成大中小城市优势互补的分工体系，实现区域网络协同。大规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优化。 配置构建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提高城市协调发展效率，促进城市间基本公共服务公平发展，实现大中小城市包容性增长。
4.2 构建区域调度互联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网络
探索适合中小城市多厂商、多业务的数据级联架构模型。 优化数字基础设施互联网络，实现跨区域、层级、部门的数据资源调度和互访需求，形成人、机、物融合的“众智空间”。 构建支持生产、服务、治理等多场景应用的开源数据平台，用应用驱动数据互联，实现资源平滑调度。
构建适合各地、以高效算力调度为核心的云计算体系，推动IP城域网与云数据中心网络、中小城市中心云与边缘云深度融合，探索多种中小城市的目标针对不同的应用和负载能力。 建立优化的数据资源管理和调度机制。
4.3 构建区域产业功能互惠互利的数字经济网络
政府与市场共同打造工业互联网、产业交易、技术合作、公共实验室等共享平台，支撑数字经济产业网络全链路协作，从数字服务赋能产业升级，到平台经济助推产业协同，创新网络共享经济。 不断优化三方面红利，实现大中小城市功能互惠、优势互补。
同时，针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挖掘数字经济产业链下游应用的市场潜力，引导中小城市融入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网络，畅通区域经济循环。 针对中小城市数字化龙头企业和数字化产业生态缺失的问题，聚焦当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品，打造适合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垂直互联网平台。 以工业互联网及工业互联网主导的平台经济为突破口，推动传统产业升级，发展扎根当地的数字经济新业态。
图10 广东肇庆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4.4 打造区域资源公平共享的数字化公共服务网络
完善以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系统协同为核心的大中小城市公共服务网络一体化发展框架，打破区域间行政壁垒、市场壁垒，改变要素流动壁垒，实现公共服务要素流动化。分布于大、中、小城市。 实现互联互通，从而更好地促进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实现大中小城市公共服务协调发展。 例如，可以建设一体化医疗互联网医院、远程教育信息网等，打通线上线下业务流程，提高中小城市公共服务水平，与产业网络、数字基础设施网络协同。
4.5 完善区域治理协作的数字治理机制
构建覆盖投融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全流程的数字化治理网络。
构建数据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完善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方面的政策和标准，激活数据要素潜力，通过公共数据权确权和授权建立数据要素，开放公共数据资源，建立合理的收益共享机制。 将通过完善市场体系和机制等具体措施，促进跨领域的双边和多边数据协作。
包容多元治理主体：构建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协同机制，通过政企信息平台、在线服务平台等数字网络平台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加强有为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之间的互动耦合。有效的市场和有知觉的社会。 。
共享数字治理资源：建设跨区域治理数据信息系统，加强数据共享； 培育现实社会与虚拟空间一体化管理机制，引入“人机物”系统协同决策机制； 建立数字政府建设对口支援机制，完善跨区域数字人才储备。 探索纵向嵌入、内生发展、政府、社会、企业共治等跨领域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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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数字中国背景下，探索区域特色优势产业与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共振嫁接点”，揭示“数字基础设施植入点”、“产业创新链图”、“生产生活服务圈”、“智能空间网络布局规则和发展战略，以数字技术支撑的要素协同共建的空间力量和体制机制改革，推动中小城市跨越式发展。 提出依托城市群和城市群，推动大中小城市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动能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
投稿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规划新技术应用专业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