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何为国学？胡适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研究国故的方法》）又说：“‘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是胡适给国学下的定义。
他把国学等同于国故学。
胡适的定义，
外延过于宽泛，内涵不够确定，
所以没有被广为采纳。
后来大家比较一致接受的定义，是
把国学和我国的固有学术直接联系在一起
。以此，钱宾四先生《国学概论》之弁言提出：“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事，以培养其适应启新的机运之能力。”马一浮先生抗战期间在江西泰和讲国学，开宗明义也标示：“
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
。”（《泰和会语》）这已经是给定的与胡适不同的国学定义了。相当长时间以来，学界使用的事实上是後一个定义。不难看出，只就这两个定义所涵蕴的范围而言，国学概念的界定，已经经历了内涵收缩的过程。
盖一个概念的成立，其涵义不应过宽过泛，否则将造成概念的流失
。因此之故，马一浮又给出了国学的新的定义。他认为定义国学为固有学术，内涵还失于宽泛笼统，仍然不容易把握，使人不明白是何种学术。所以他提出：“今揩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泰和会语》）也就是说，
马一浮先生认为，所谓国学，就是“六艺之学
”。“揩定”一词是佛家用语，马先生说：“每下一义，须有法式，谓之揩定。”（《泰和会语》）所以马一浮给出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定义，态度既俨然郑重，学理意味也极深厚，惜时人未予重视耳。“六艺”亦称“六经”，就是孔子删订的六门学问，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我国学术的源头即在于此，中华文化的原典精神亦出于此。《乐经》不传，但《礼记》中有《乐记》一篇，其内容似尚可为继。其它“五经”的现存文本，中经秦火，不免有汉儒的整理增窜，很难说与孔子手订旧稿为同一物（孔子所删订主要为诗、书、礼、乐）。但“六艺”文献的原真性质和原典精神，终无可疑。我们今天讲国学，重要的一点是回归“六经”。
至于“六艺”在国人的精神世界可能发生的作用，《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有如下的概括：“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概括的固是“六艺”本身的精神旨趣，但也都关乎生之为人所必须具备的各种修养和品德。换言之，“温柔敦厚”是人的品性，“疏通知远”是人的学识，“广博易良”是人的和乐，“絜静精微”是人的玄思，“恭俭庄敬”是人的礼敬，“属辞比事”是人的正见。《庄子·天下篇》解“六艺”又曰：“《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马一浮先生认为上述孔、庄两家对“六艺”的解释，简明而得其宗趣。
马一浮还说：“
有六艺之教，斯有六艺之人。故孔子之言是以人说，庄子之言是以道。
《论语 》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即六艺之道，人即六艺之人 。”
（《泰和会语》）从今天的角度言之，我们作为现代人，尽管为各种闻见的知识所包围，可是我们的精神血脉里亦不可没有“六艺之道”。而虽为现代人，又何妨也是受过“六艺”熏陶的“六艺之人”。所谓“六艺之人”，就是人的自性和“六艺之道”融而为一。长期受“六艺”熏陶濡染，可以使“六艺之道”回归人的性自体。因此在马先生看来，“六艺之教”应该成为中国人
的精神血脉，
如果条件具备，不排除也有可能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资源，使蒙尘已久的人类，革除习气，变化气质，回归本然之善。
马一浮先生是迄今最重视“六艺之学”的现代学者，当然也是将中华文化的最高典范“六艺”揩定为国学的现代学者。由此可见，
百年以来我们已经有过三个关于国学的定义：一是指国学为国故学，二是国学为我国固有学术，三是国学为“六艺之学”
。比较起来，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三个定义，即马一浮提出的国学是“六艺之学”，这个定义能够准确的反映国学的基本义涵，也更容易和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相连接。这是完全可以与东西方任何一国的学术区别开来的原初学术典范，是我国独生独创独有的民族文化的自性之原，同时也是中华学术的经典渊薮。既可以为道，又可以为教，又可以育人。熊十力也说过：“六经为中国文化与学术思想之根源，晚周诸子百家皆出于是，中国人作人与立国之特殊精神实在六经。”（《论六经》，页104，人大出版社2006年版）熊、马学术思想各有取径，但他们对“六经”的看法，属于“异”中之“同”者。马一浮也曾说过：“六艺之教固是中国至高特殊之文化。”
（《泰和会语》）与熊的看法完全相通。当然研习“六艺之学”，需要有一定“小学”的根底，即要懂文字、音韵、训诂。也就是清儒说的，读书必先识字。所以经学和小学，应该是构成国学的两根基本支柱。所以我一再说，如果不懂经学，不明小学，便无法与国学结缘。而决不是背几首唐诗，念几篇古文，看过《三国演义》，读过《红楼梦》，就可以沾边国学。但一般人士接触“六艺”，可以从《论语》和《孟子》入手，因为《语》、《孟》是“六艺”的“通行本”，不难阅读的。至于古诗文词，那是另外的修养，兹不具论。
问：近来，**《孔子》引发了各方关注，一些专业人士认为，《孔子》会吸引更多的年轻观众关注国学。请问，国学就是“儒学”、“汉学”吗？——上海吴中路刘光明答：所谓国学，乃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清末，我国处在列强欺侮、瓜分豆剖的危机中，革命志士为唤起民众之民族觉醒，同时作为反清革命的动员，又寓含了对建立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诉求，遂倡导国学。章太炎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他把国学之兴废与国家之存亡联系了起来，指出国学亡则国家无以立。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将爱其国与爱其学联系在一起，故国学是在清末民初的爱国热潮下兴起的。国学与国学教育，又是针对西学并与西学相伴而行的。在内忧外患的压逼下，尤其是在欧风美雨的冲刷下，面对全盘西化的思潮，梁启超说：“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五四运动”后的30年，一方面是西方文化铺天盖地而来，另一方面又是国学教育办得最好的时候。在那个时期的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中，国学都是重要的内容。从学龄前到小学，从中学、中等专业学校到大学，包括教会学校，都有扎实的国学基本知识与中国人做人做事之道的教育，值得我们今天效仿。国学的内涵非常丰富，章太炎把固有学术文化、经史子集等都纳入国学，他的《国学概论》讲了小学（文字学）、经学、诸子、佛学、理学、文史、制度等。钟泰的《国学概论》讲六书、声韵、章句、六艺（六经）、诸子、目录、汉宋异同、文章体制等。朱自清的《经典常谈》，讲的是《说文解字》、《五经》（分别讲）、《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钱穆的《国学概论》类似思想史，讲孔子与六经、先秦诸子、焚书坑儒、两汉经学、汉末批判思潮、魏晋清谈、南北朝隋唐的经学与佛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与民国学术。可见国学范围虽然博大，但从国学教育而言，总是相对简约的，大体上要了解所谓国学，无不从认识汉字开始，故必须了解一点古文字学（含声韵、训诂学），进而了解一点经史子集的初步，了解一点古代思想史。我们不能把国学狭隘化。第一方面，国学不只是汉民族的学术文化，它包含了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术文化及其与汉民族的交流史；第二方面，国学不只是上层精英传统，还包括小传统，如民间民俗文化，各时段各地域各民族的传说、音乐、歌舞、技艺、建筑、服饰、礼仪、风俗、宗族、契约、行会、民间组织等，如今天的某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方面，国学还包括历史上中外地域文明的交融，如外域文明的传入、西域学、佛学及其中国化、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内容与历史过程等，都属于国学的范围。当然，我们必须明了，国学、经史子集等，并不是汉民族的专利，其中包含、汇聚了历史上多民族的智慧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同拥有的文化精神资源。国学教育总要抓住最重要与根本的东西。钟泰说，读书要有指南，犹如旅行要有舟车与地图，但到穷极处，一定不要忘了目的地，即归趣。他认为，国学的归趣在义理。我们知道，义理是考据、辞章的灵魂。在国学的多层面中，最高的层面还是国魂，即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的方面，那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处。儒学的范围也很大，但相对于国学来说要小得多，我们不能把这两者等同起来。但另一方面，儒学又是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中国文化无疑是多元多样的，儒学只是其中一部分。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无疑是流动与变化着的，儒家文化传统也是流动与变化着并与其他文化传统相交织的。但2500年来，儒学渗透到全社会上下，适应、调节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指引人们的生活，落实在政治制度、社会风习、教育过程以及私人修养与性情陶冶之中，是中国乃至东亚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和价值取向的结晶，乃至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地步，极具草根性。儒学实际是东亚与我国走上现代化的基础与铺垫，它在未来的发展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谓汉学，又叫中国学，是外国人，特别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之文化学术的通称。汉学与国学完全是可以不相干的。我们尊重也借鉴海外汉学家与汉学的研究成果，但要注意，那些研究多为?枝节，缺少内在精魂。外国人视汉学（中国学）为纯客观对象，而本国人对国学自然地投入主观情感，怀抱温情与敬意的心态，而且身体力行。国人有义务接触本国经典，国人对国语、国文、国学应有起码的修养，反过来，国学又滋养国人。希望教育部门、社会与家庭在对孩子们的教育中，特别是在国民教育中更多地加入国学的内容，营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不能把国学狭隘化。国学的最高层面是国魂，即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的方面，那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之所以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质处。(作者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很多人醉心国学，因为它是华夏民族最为传统的文化，国学涵盖的内容相当广泛，比如历史哲学、人文地理、艺术音乐、乃至于医学星象建筑等等，今天我们所说的国学，其实就是对中国古代学说的统称。
但是，有些人一提到国学，就用“儒释道”来概括，其实，儒释道当中的“释”，并不是正统的中华文化，因为佛学属于外来文化，之所以佛学也被归入国学之列，是因为佛教在中国有近2千年的历史，对中华文化影响非常之大。
而真正意义上本土文化的代表，应当要属“儒、法、道”三家，也就是儒家、法家和道家，大家可能对儒家和道家更熟悉一点，实际上，法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力，丝毫也不亚于儒道，可以说一直到今天，法家都在持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儒法道虽然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但依旧有很多人搞不明白儒法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有什么区别，所以今天咱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诸子百家各种不同思想流派。纵观上下五千年，为什么唯有春秋战国发生了思想大爆炸的盛况呢？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处于罕见的大变革时代，礼崩乐坏，诸侯争霸，华夏大地四分五裂战火连绵，我们最熟悉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就是那时候的代表。
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只有五霸七雄，而是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大大小小的诸侯混战，在这种长时期的动荡中，无论是百姓还是贵族，其实都希望能早日太平，而和平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出现一个超级强者打败其他对手然后一统天下，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和平。
于是，各家都在拼命研究如何让自己强大，如何打败其他势力的方法，这些方法有些毫无用处被淘汰，而那些有用的则被人记录传播，各家的代表，也主动四处游说宣扬，最终就形成了“诸子百家”。
说到底，所谓的诸子百家，本质上就是研究如何在你争我斗中胜出的方法，专业一点的说法就叫如何治理国家的思想或主张，这是“诸子百家”的由来。
诸子百家涌现的时代背景，主要是“礼崩乐坏”，意思是封建礼教和制度遭到了极大破坏，大家都不再遵守规矩，一切传统的东西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于是社会秩序出现严重问题，历史的车轮走向了动荡的大变局时代。
为了解决这一现状，摆在人们面前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是继续坚持走传统路线，恢复礼制；第二条路，是彻底抛弃传统，开创一条新路；第三条路，传不传统无所谓，大家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
以上这三种选择，造就了儒家、法家，和道家。儒家主张复古，恢复传统；法家主张变革，颠覆传统；道家主张出世，大家都消停下来，一切都会自然变好。
儒家的圣人孔子，抱着他这套复古的理论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思想，试图找一个好点的工作，但他那套三纲五常人伦大道在乱世根本无人理睬，因为天下混战你死我活，哪还有时间讲这些文绉绉的礼仪和道理呢？所以孔子周游一圈之后深受打击，非常失望。
法家的代表是韩非子，在法家看来，儒家无异于书呆子，想要治理乱世，还得用“法”来取代“礼”，时代已经改变，社会需要革新，魏国第一个变法，很快成为强国，于是大家纷纷效仿，一时间，商鞅、吴起、申不害等人都成为炙手可热的人才。
而道家，则对这一切冷眼旁观，他们觉得你们这些争来争去真的好笑至极，世界这么大，争来斗去干什么！道家以一种超然的姿态看待问题，他们觉得世界原本顺其自然就已经很好，你们非得要搞什么传统搞什么变法才变得乱糟糟，所以道家提倡道法自然，无为而治。
后来，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验证，到汉武帝时，中国已经完成了大一统，走向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讲究传统和礼制的儒家重新走上历史的舞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从此大放异彩。
但是请大家注意，法家并未就此没落，因为从汉武帝开始历朝历代就是采用“外儒内法”的方式对天下进行治理，普通大众受儒家熏陶遵守三纲五常人伦道德，朝廷用法家的手段在背后治理，而道家一切看淡，人畜无害，所以历朝历代的君主也允许其自由发展。以上，就是对儒法道的简单阐述，不一定正确，就当是抛砖引玉，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批评指正！
其实人们之所以会觉得国学有一个主要讲的内容，那是由于目前的国学仍然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人们对于国学的探索主要还是集中于几本经典的国学书籍，以及一些国学当中的礼仪制度，这才是人们目前对于国学学习追求最多的两大方面，但是其实实际上国学所包含的东西是非常广泛的，它不仅仅只指代这两方面。
01、目前人们学习国学所追求最多的两方面就是国学书籍以及礼仪。国学书籍以及礼仪是目前很多学校开设国学课以后教授最多的两门课程。很多开设有国学课的学校在上课第一节，老师教导学生们的就是相关礼仪，相关的坐姿以及在面对自己同学，面对自己老师应做出来的正确姿态，这是目前很多地方国学学习的一大重点。另一方面就是对于国学经典书籍的背诵，这也是很多开设有国学课的学校必不可少的一门科目。他们会要求学生能够熟背这几本国学经典，让学生从中理解到为人之道，做事之方。
02、人们对于国学的定义尚不统一，同时国学的学习也不仅仅只是这两方面。目前来看，人们对于国学的定义还较为笼统。其实除了最基本的定义以外，泛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国的传统学术，而在国学学习方面，也不仅仅只包含国学的几本经典书籍以及国学礼仪。国学所包含内容是十分广泛的，它包含了古代的天文学，古代的地理学，医学，工学，农学，书画，乐器，礼仪等多方面。从这一方面来看，人们目前对于国学的定义以及所学习的国学内容是非常浅薄的，也是非常狭小的。
当然，虽然说人们对于国学的学习以及对于国学的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随着人们的摸索，人们对于国学的定义以及对于国学的学习也将越来越完善，相信在以后人们除了学习几本经典的国学书籍以及一些相关的礼仪以外，也会传授其他的国学知识。
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何谓国学？
国学是一个上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名词，当时的历史背景不必多说，学术上的时代主题是西学东渐。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倾向，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而看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今人对国学的基本看法只在形式上，乃至觉得用文言文的就是国学，对于朴学之类几无任何概念。举例来说，治国学先从经学开始，经，古称六经或六艺，后世经历秦火，几经辗转，乃最终定为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周易》以占筮之书，历秦火而独存，没有被焚禁过，六经之中其他经书及六国史书之类都在焚书坑儒中被焚，后在汉初由官方整理寻找，从故秦博士伏生这些人那里按他们的背诵记述重新补足，与原书多不一致，同时又有鲁恭王坏孔子家壁发现壁中书，及后世刘歆于秘府整理出的“古文经”，虽有经学家的今古文之争，古文家又因伪造部分经书而被诟病，后东汉郑玄调和今古文，又经王弼、王肃诸人，今古文之争渐弭，而一代人皆以一代之风气解经，西汉尚灾异，故董仲舒等人讲公羊学言灾变，京房易学讲卦气；东汉流行谶纬，郑玄乃兼注纬书；魏晋尚玄，乃有调和儒道之努力，论四本、崇有、贵无以至有将无同之论，说《易》者多采道家之旨。南北朝至隋唐大略沿袭并整理，孔颖达笺注群经，为当时经学南北融合作出贡献。
宋明时易学继陈抟而有邵雍，后朱熹采易图讲易，重在义理，此时理学产生，又者经历隋唐，经学受到禅宗影响，又进入新的境界。再有太极、气、理、性之说遍及人心，此时经学离孔子所治经已渐远，至王阳明“心学”则更是采佛家大乘精义。清朝文字狱大兴，考据朴学大兴，乾嘉年间尤盛，纳兰《通志堂经解》之后，诸家整理经学文字勘定版本，并作正义笺疏，焦循、钱大昕、阮元等为冠。
近代俞樾兼通今古文，其弟子则又启今古文之争，又有南海先生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当时章太炎、刘师培诸人，遂争演愈烈。通经学史，还须知道经学背后的政治因素，如汉代治经是士族垄断仕途的方法，注经便是掌握话语权，乃造出俨然春秋贵族一般的世代簪缨之巨族，在晋以后士族遂成为超越皇权的势力，至有“王马共天下”之说。
今古文之争更牵涉到很多政治因素，如王莽改制等，总而言之，经学中问题错综复杂，而只有治经学后，才能遍及群书，治史、子、集部。例如，不通经学，不会《尔雅》、《说文解字》训诂音韵之类，就无法在文句上读懂古书；不懂《周易》象数乃至天文地理者，就无法读懂史书中各种历法天象灾异记载，也读不懂《史记》中《秦楚之际月表》之类，从而亦无法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理论体系；不懂易学，不读《春秋》、《诗经》、《礼记》之类，就无法理解子学中的很多理论来源（因为古代文化的整理者和集大成者不是老子、墨子、庄子，而是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
史部的体系大致三种，一者纪传，承袭《史记》体制，如《汉书》、《明史》者；一者纪年，承袭《春秋》体制，如《资治通鉴》者；又者纪事，承袭《通鉴纪事本末》，如《宋史纪事本末》等。而在章诚斋眼中，六经皆史（《周易》和史之关系可参考胡朴安《周易古史观》），故史部实际也是继承经学传统，史笔即用春秋笔法，并采用经学中通三统、尊王攘夷、大一统、母以子贵等观念，这是史部概况。
子部是四部中最少的一部分，故将佛道典籍均填入子部，先秦诸子著作是子部最早来源，多归于子部杂学之属，以备与儒家参合互用，而兵农医术等应用内容在子部则列为较下之学，易学中部分阴阳五行术数之类也在其列，如《六壬大全》、《三命通会》、《李虚中命书》等。
集部有楚辞、总集、别集等分类，主要收录历代文艺方面作品，这一部分由于历代作家不断更新填充而蔚为大观，如宋人著书就有数万卷，而在江陵焚书之后天下藏书不过才两三万卷。此部分与经学中小学（音韵训诂等）多有关联，如《佩文诗韵》等，要之，不同小学，不解平仄及古音等就不能吟诗填词作赋属文，今人文章不济多半还是小学功底不够扎实，对汉字本身感悟不深，又不能通其他几门语言与汉语对比，更显语言能力单薄。集部文章可作三不朽之“立言”者，也是文章精华处。
经史子集之外，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可归集部，又是艺术门类，也是国粹内容，国学中也有一席之位，但已非主体脉络，今日发扬光大可以，但其实已是末业闲流。
论国学，先明国学之义，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