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汉奸吗-鲁迅与其兄弟关系怎样

国际热点作者 / 骚皮 / 2025-11-12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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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周家的长子,他身上承担着中兴家族的重任。他为此也做了不少。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都是在他的影响下或去日本留学或走上

鲁迅是周家的长子,他身上承担着中兴家族的重任。他为此也做了不少。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都是在他的影响下或去日本留学或走上社会。可惜的是,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关糸在二十年代彻底破裂。周作人后来成了汉奸,与这无关。关于周氏兄弟关糸的破裂,快一个世纪了,由于当事人不愿提及,家丑不可外扬,谁是谁非难下定论。从现有资料看,鲁迅是比较大度的,祸根是周作人的日本老婆,但两个著名的学者连兄弟关糸都不能维持不能不说是个悲剧。鲁迅一生交了不少朋友,但善始善终的不多。也许朋友遍天下,知心无几人是生活中常见的事,但鲁迅的性格决定了他交友的对象和时间的长短。与他交往最好的有许寿棠、瞿秋白等性格随和的人。而个性张扬而又有才华的人与鲁迅私交好的很少,也许是文人相轻的缘故。但与鲁迅的做人态度有关,他有一句名言,凡是损害别人的牙眼却主张宽容不要报复的人,我一个也不原凉。这与传统恕道与仁者爱人是不相容的,鲁迅也是孔孟之首的批判者,但孔孟文化也有很多值得发扬和传承的东西,鲁迅说过不要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了,他自己却没能做到。中国人还是讲与人为善的,讲究宽容的。鲁迅的斗争哲学,鲁迅的个性张扬,鲁迅的不宽容,影响了他的生活,给他带来许多不幸。也影响了很多崇拜鲁迅的人,鲁迅误我!

鲁迅为什么会和弟弟周作人反目?起因竟是因为鲁迅偷窥弟媳沐浴!

“二周失和”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件大事,在失和之前,鲁迅与兄弟周作人相处和睦,思想接近,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并且两人还曾约定,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共同孝敬年轻就守寡的母亲。然而,这一对兄弟却于1923年7月失和,再也没有来往。鲁迅兄弟反目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此事,目前大体上有三种看法。

一是鲁迅偷窥弟媳羽太信子沐浴,造成兄弟反目。

1927年7月17日周作人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午池上来诊。”周作人后来还承认,这篇日记中还有一段涉及到鲁迅的话,但被他剪掉了。日记中提到的这位池上就是经常来给信子看病的日本医生,信子有癔病,每当受到刺激或者心情不好,总要发作,有时甚至会昏厥。由此可见,羽太信子在17日以前受过刺激。

第二天,也就是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短信,文字不多,全文抄录于下:

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从周作人信中的语气,比如称哥哥为“鲁迅先生”,“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自重”等,再结合日本医生来给信子看病,研究者认为极有可能是鲁迅在后院干了不合适的事情,引起周作人夫妇反感,但对于究竟是什么事情,兄弟二人均没有透露一字。由此可见这是一件非常隐私的事,两人都不好张口,所以有学者由此断定鲁迅骚扰了弟媳羽太信子。

多年以后,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重提此事,他认为按照日本习俗,家庭成员沐浴别人都不回避,就是鲁迅偶然遇见弟媳洗澡,也值不得大惊小怪。周海婴的本意可能是想替父亲洗清此事,但隐隐约约总让人感觉他承认了“偷窥”一事。

二是经济问题,造成兄弟失和。

这是第二种观点,当时鲁迅和周作人的收入都归羽太信子支配,因为鲁迅母亲和妻子都不管家,所以由周作人妻子信子管理家庭日常开支。鲁迅在教育部任职,空余时间在大学兼职教书,还有稿费;周作人是大学教授,稿酬也不低,所以兄弟的收入很高,在当时的北京属于高收入阶层。

按理说周家兄弟这个收入不会缺钱花,但信子花费很多,并且没有计划,大手大脚,还要寄钱接济日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如此一来钱就不够花了,据鲁迅日记记载,每当家里有大项开支,他都要出去借贷,比如1921年周作人患病住院后到香山疗养,鲁迅就借了700大洋。这样鲁迅经济负担就比较重了,难免向信子说要节俭之类的话,信子对此一定反感,于是向周作人吹枕边风,造成兄弟失和。这是另一种说法。

三是羽太信子要独霸八道湾,不允许其他人在此居住。

持这种说法的主要是周海婴,他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说:“她的真正目标是八道湾里只能容留她自己一家人。就这样,在建人叔叔被赶走10个月后,她向父亲下手了。”周海婴在书中透露,羽太信子一定向周作人说了什么,而周作人又一向耳根软,所以就和哥哥绝交了。

失和后的周家兄弟再也没有弥合他们的裂痕,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周建人作为家属都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但周作人没有到场。他在鲁迅去世当天接受《大晚报》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至于他身后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办理了,本来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为家母还需要陪伴,暂时恐怕也不能成行。舍间什么时候替他开吊,要等舍弟建人来信以后才能决定的。”

1949年后,鲁迅成为新政府推崇的新文化旗手,而周作人则灰头土脸地生活在北京,靠出版社预支的稿酬度日。即使如此,周作人还是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上海那高高在上的鲁迅铜像非常可笑。其实,周作人说的并不是铜像多么高大,而是不要神话鲁迅——他知道,鲁迅也是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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