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说话用白话文。
古人的普通话与我们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不仅是发音方面，词汇的组成和含义也有很大的差别。
先秦时期的文学著作非常精简，例如《春秋》记录了鲁国三百年的历史也不过一万八千字，古代的文言写作技巧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而古代的识字率大多在10%以下，先秦的时候也就在2%左右，大多数老百姓根本不懂文言文，不会文言文也要说话交流，用的就是当时的白话文。
到了后来口语发生变化，才渐渐的从日常生活中消失，变成了专门用来书写的文体。唐朝时期开始文白参半就开始流行起来，所以白话文开始逐步走进文学作品之中。明清时期的话本小说里面的文字就已经比较白了。
西晋到宋朝期间，因为北方一直被异族统治，南方汉人也是和少数民族杂居，所以中国人的口音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北方人的语言开始被胡化，到隋唐南北统一时期，虽然他们语言还是文言文，但学习文言文的难度已经很大了。
明清时代，古汉语与现在的发音已经很小了，语法区别也不大，这个时期士大夫们书面语还是文言文，难度与现在一样，但是底层文人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也就是典型的古白话。
扩展资料：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倡导“活文学”，是整个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同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与之呼应。
1920年1月，依当时的教育部颁令，凡国民学校年级国文课教育也统一运用语体文（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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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中，我们经常看到扮演古人的演员气急了的时候，嘴里就会爆出一句：“岂有此理”“欺人太甚”。文明一点的就愤然拂袖而去，稍微脾气爆的直接拔剑砍人。很多人不禁感慨：古人就是有礼貌啊！毕竟连个粗口都不会爆……
这个锅古人是拒绝的。虽然没有现代的“三字经”杀伤力大，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骂人方法。下面我们就具体来看看，生活在开明盛世，幸福指数在历史各朝代中居高不下的唐朝人，是怎么花样爆粗口的。
性 别 年 龄不像我们的国骂，男女无等，“老少咸宜”，规矩的古人在爆粗口方面，也有着不成文的“隐性规定”。最常见的就是男女、老少会分开——对妹子和小孩子会客气一些，对糙汉子嘛，只能说，更加“具有想象力”。
对 男 人
专门骂成年男性的、适用性最广的就要数“xx汉”。对，你没想错，好汉、大汉中的“汉”，在唐代，是一个贬义的粗话，而且应用广泛——前面加上职业就行。如“军汉”、“田舍汉”（农民）。唐高祖李渊就曾经指着名相房玄龄的鼻子大骂他“读书汉”。或者加上别的形容词，组成“老汉”“痴汉”。在这里要申明一下，唐代的“痴汉”并不是指骚扰女性的色狼，而是指此人愚笨不堪的意思。
对 女 人
处在一个讲究封建礼教的时代，男人之间骂的糙一点无所谓，对广大妇女同胞还是要有所收敛的。逼急了，也就出来一句“妇人之见”——换成通俗话来说就是“没见识的傻老娘们懂个啥，不跟你一般见识”。不过如果“妇人”一词用到男性身上，就不是太美妙了。唐代名将高仙芝曾经埋汰他的副将“面似男儿，心如妇人”——长者一张粗犷的男人脸，内心却像个女人一样婆婆妈妈，胆小懦弱。
就算犯错，被老婆暴打的鼻青脸肿，唐朝男人也不过骂老婆一句“悍妇”。说实话，在唐朝那个妹子普遍彪悍的年代，这是不是一个贬义词也不太好说。唯有在自己心爱的小妾要被老婆卖掉，可能才会跳着脚骂“妒妇尔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跟现代不讲究的直接把女性骂成特殊职业者不同，唐朝人是绝对不会这样子去骂一位良家妇女的。“娼妇”“妓女”就是实指红灯区的特殊职业者。
不过，如果骂奴婢，就没那么多顾忌了。“贱婢”大家应该也是听说过的，不过在唐代，“贱”并不是我们现代的对一个人品德性格的贬义形容，而是指人的身份卑贱。同时，在看脸的时代，年老色衰的老年妇女也会被不客气的来一句“X老妪”。
对 孩 子
七八岁，猫狗嫌。对待上房揭瓦的熊孩子，直接拽过来打一顿，嘴里也要骂几句“你这小儿，怎生顽皮”。对待处于青春期的叛逆中二少年，“乳臭小子”绝对是一个大杀器。不过后来，“小子”这个词渐渐成了全年龄层男性通用骂词。《旧唐书》中有载，唐宪宗被白居易惹恼了的时候，曾骂过：“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当然，皇帝也就是骂一骂，生完气，继续让白居易给自己添堵。这大概是他朝君主少见的胸襟了。
职 业 等 级我们都知道，古代社会大致分“士、农、工、商”四类，既是职业类别，也是社会等级。对于这四等人，唐代的人民群众也有不同的粗口形式。
士
作为国家管理统治阶级，拥有自命不凡的本钱的“士”这个阶层，也不要妄想能够逃脱热情奔放的唐朝老百姓的调侃。他们有一个专用名词——“醋大”，经常前面还会加一个形容，“穷”。“穷醋大”，听起来很像经常看的古装剧里面，老百姓嘲讽学识不丰却偏爱搞一点酸文假醋的落魄读书人，叫他们“穷酸秀才”的意思。
农
这个阶层就很有意思了，他们本身的社会地位由于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应该是很高的。但是与此相对的是他们家中一贫如洗和大字不识几个的窘境，思想愚昧也容易受人蛊惑，因此朝廷官员更易在对骂时互讽对方为“田舍奴”“田舍儿”，带着统治阶级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兵
唐代的武将，社会地位算是很高的了，但是吵起架来依然免不了被人说是“兵奴”“老兵”“兵家子”。尤其“兵家子”的说法，在魏晋南朝时期，门阀士族追求清贵高雅，厌恶俗物，最不喜流血流汗的兵事活动。如果能当太尉或者大将军就算了，中下级武将基本是人人避之不及，还要背后轻蔑的对那些寒门武将来一句“兵家子也”。在世家大族势力还没有完全消融的唐代，“兵家子”差不多是对兵将爆的粗口中最不客气的话了。
工商等
官员之间互相骂对方是农民就算了，如果是两个农民之间发生矛盾爆粗口怎么办？不要紧，还有比他们社会地位更低贱的不是吗？至少农民阶级还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可能，当工匠手艺人或者从事商业活动的，那是想都不要想了。也因此对他们的讽刺也更加的不客气：“市井儿”、“市井无赖”、“乞索儿”（叫花子）、“贱人”（卑贱的人）……
和 尚
唐朝大型佛教，和尚这个阶级的人员也迅速增多，人多了，素质良莠不齐，容易惹事。惹恼了别人，人身攻击是躲不了的。“秃奴”、“贼秃”我们还略有耳闻，“粗行出家儿”你听说过吗?唐范虑《云溪友议》中有言：“粗行出家儿，心中未平实，贫斋行到迟，富斋行则疾。”这里的“粗行出家儿”指的就是修行不到家，行为低劣的出家人。
鬼 神 动 物鬼 神
前面说了，唐代佛教兴盛，带来本土化的佛教文化普及。佛教中的神鬼，也会在一不小心爆粗口的时候被积极运用。“夜叉” 是梵文"Yak?a"的译音，《大方广佛华严经浅释》记载中说，夜叉是鬼的名字，行动敏捷又迅速，相貌丑陋还喜欢害人。这么一个新鲜的“洋词”尤其受到了广大男同胞的喜爱，“母夜叉”一词直到现在大家也不陌生（笔者要做一下澄清，女性夜叉相貌美丽）。
动 物
从古到今，狗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但是当双方对骂不可开交需要人身攻击的时候，狗的应用频率也是居高不下。《旧唐书》曾记载过玄宗时期的宰相张说对他的政敌宇文融爆过的粗口：“此狗鼠辈（卑劣下贱的人），焉能为事！”包括我们在清宫剧里面经常能听到骂奴仆的专业用语“死奴才”，在唐代也被叫成“死狗奴”。
对待自己人都这样，就更别说对待战场上的生死敌人了，有多难听骂多难听简直是必须的。敦煌变文《张义潮变文》中有载：仆射与犬羊（回鹘兵）决战一阵,回鹊大败。而安史之乱中双方将领临战叫骂，更是不留情面——“你认识我吗？”“不认识你谁啊”“我是大将白孝德！”“是何猪狗！”颇有现代的反骂风采。
民 族 地 域民 族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开放包容性极强的盛世王朝，民族交流和通婚都是常态，因此对外来民族普遍友好。但是怒火一上头，“非我族类”的封建思想还是要出来作一下怪的。本来“夷、狄、戎、蛮”自周朝时就是对中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卑称，但是我们知道李唐皇室起自于北周鲜卑政权，世代通婚什么的……因此一般爆粗口，就直接上民族称呼了。《旧唐书》有载，玄宗时期具有高丽血统的名将高仙芝，有一次触怒了他的上司，上司破口大骂：“啖狗肠高丽奴！啖狗屎高丽奴！”简直骂出了一定的水平境界。
地 域
好好学过高中历史课本的都知道，唐时经济重心并没有完成南移，北方仍占据着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位置，强大的优越感催生出的地域歧视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时对于南方人，还有一个专门的用语——“獠”（面貌凶恶和狩猎的意思）。最著名的“獠”应用事件当属唐高中李治要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后时，宰相褚遂良死活不从（唐时皇帝的诏书要宰相签字生效），武则天在垂帘听政时听前面朝堂上褚遂良历数她的种种缺点，听得火大，直接爆粗口来一句：“何不扑杀此獠！”没错，褚遂良是南方人。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盛世王朝，其文化之繁盛，民俗之生动，仅于这些不太雅观的“粗口”中，也可见一斑了。
福建的“闽南话”为什么说是唐朝的“官话”呢？原来，与唐代的福建漳州“开漳圣王”陈元光有关。
陈元光（657-711年），字廷炬，号龙湖，唐代河南光州固始人；自幼聪敏好学，又喜骑射，及长通儒学，精韬略，文武双全。总章二年（669年），其父归德将军陈政率中原子弟兵入闽平乱。隔年，其祖母魏敬率援军南下，陈元光随之。陈政逝后，陈元光袭父职，继以功授岭南行军总管，于相继平定闽粤三十六寨峒之后，拓土开疆，创立漳州，为首任漳州刺使。随着中原子弟来到漳州，唐朝的“官话”也传播到闽南，形成唐代汉语的“活化石”——“闽南话”。据资料记载：说闽南话方言区除福建闽南外，还有台湾、广东的潮汕、海南的雷州话（闽南语系）、浙江的平阳、苍南等地以及东南亚一带均有民众使用。
台湾地区称闽南话为河洛话，即从今天河南的黄河的河洛一带带来之意，是古代中原普通话（中原官话）。在华南东南的方言里，还保存了中国博大精深的古言音因素。学唐的日本人的话也残留了一些河洛语音，所以中国各个地方的方言里，都能找到与日本发音相似的音素，特别是闽南，还有江西广东广西湖南（从中原南迁）等等。现在北方的同学听见宿舍里南方同学打电话回家，都说像是在说日本话。日本发音是最为完整地保存了中国中古时代的古音，此外，韩语学唐音，也有很多地方与闽南语发音相似。
像“世界”的发音，熟悉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的人就知道，闽南语和日语的发音都是seigai。
像“日本”发音，日语和闽南语等南方方言，都是“nippon”(日本人用“nippon” 做日本的英语音译)
日语中的音读汉字都是中国的古音，南方六大方言都不同程度的和古汉语变化不大，所以南方人学日语这方面要有利些。一个汉字如果在普通话中是前鼻音n,在日语中发拨音。后鼻音ng,则在日语发长音。日语中的促音是从汉语中的入声来的，它们以前是没有促音的。南方人和古汉语变化不是很大,是有入声的，就是辅音+元音,后面还加个辅音。这个后面的辅音不发出音,只做口形变化。如yad,又如粤语中的“一”“七”“十”，都是如此。这点有点类似于英语中的不完全爆破的闭音节，后面的辅音不发出音,做做样子。
现在的南方方言和古代话变化得不是很大，但是在北方,自北宋亡以后,语音变化很大。以北京话为例:公元936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地区从此脱离中原汉族的统治，历经辽金元，北京话既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不断产生交流，也和各地的汉语方言有频繁的接触，一千多年来，北京话就是始终处在这种十分开放的环境之中的。现代的北京话和汉语其他方言比较，语音结构最简单，保留的古音成分最少，可以说是发展最迅速的汉语方言。在400多年前的明朝末年，从意大利来的传教士利马窦曾用罗马拼音记录了大量的当时的北京话，即明朝官话（考证为江淮官话,俗称下江官话，通行于安徽省长江两岸地区,江苏省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徐州一带除外,长江南岸镇江以上、南京以下地区，以及江西省沿江地带），这些记录至今尚保存着。利马窦的记录同时也彻底否定了所谓的入声在明代以前就已经消失的谎言。从利的记录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当时的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同时也说明了现在的北京话和普通话的历史都超不过400年。满人入关进驻北京后，为了社区的安全及其它的政治目的，满人把紫禁城周围10里之内的汉人全部赶走而专属满人居住，这个范围称为北京的内城，而10里之外称为外城。于是，北京城出现了两个社群：满人社群和汉人社群，这是阶级、语言和居住地域等都十分分明的两个社群，北京城也就出现了两种语言：明朝官话和满语。内城说满话（从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源头是辽金时期以当时的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外城说明朝官话。经过三百多年来内外城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融合，第三种北京话出现了,即现代北京话——普通话的基础。
从语音考证上来看，有语音记录的标准普通话可以考证到清朝末年的爱新觉罗.溥仪，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记录片,里面有对溥仪的质问,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而不是老北京话。那么，普通话设计出来的时间应该是在溥仪生活年代之前。在《康熙字典》中的语音跟今天的普通话的语音还是一定的差别的，但是跟其它汉语方言相比已经更接近今天的普通话了，《康熙字典》的出现标志着普通话作为一种独立的方言的成熟。这些说明了普通话是在满人入关到《康熙字典》完成这段时期形成的。“满清官话”形成后，随着满清政权在地域上的延伸，操着“满清官话”的八旗贵族也就从北京的皇家内城走向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各地的第一行政长官的口音又成了当地的标准口音。并在当地的上流社会向平民社会不断地渗透壮大，最终使“满清官话”成为中国的“国语”。民国成立后，1913年2月在北京召开了“读音统一会”，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国音字典》。1932年5月，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了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表示尊重，避免“国语”这个名称可能引起的误解，1955年10月相继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决定将规范的现代汉语定名为“普通话”，并确定了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其中“普通”二字的涵义是“普遍”和“共通”。从地域上来讲，中国的北方是满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也是满语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而南方的个别地区，象两广、福建等地则由于“山高皇帝远”而受到较少的影响，这也是南方诸语言读唐诗宋词比普通话更压韵更亲切的根本原因。不光是语言还有南音(台湾称南管音乐)，是隋唐古乐，中国的音乐活化石，被满清康熙皇帝誉为御前清音。满清为灭"明郑"汉民族意识将唐朝时期的中原话称为闽南语，自此闽南语形成。
由此看来，古时候的官话演变的过程大概是：秦汉时期用的是关中话，后来五胡乱华，汉政权南迁，金陵音也就成了正统官话。后隋唐统一中国，定都长安，此时就出现了长安音和金陵音南北两大正统音系。唐末，中国又出现混乱，大量中原居民南迁，北宋定都开封，开封音就成为宋元明所称“宋音”、“中州音”。后来南宋南迁杭州，大量的中原人又南迁至杭州、南京、扬州等地，与当地吴语融合出现了“下江官话”（江淮官话）。后来明朝赶走蒙古人，朱棣迁都北京，也一直用“下江官话”官话做为正统官话，即明朝的北京话。然后满清攻占北京，学说明朝的官话，此时他们口中的汉语，已经完全丧失了入声，并且有了翘舌和儿化音。最后被定为满清官话（mandarian满大人,满清官话），也是现在普通话（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基础。
1、先秦时期文言文和口语一致
大约在先秦时期，文言文还是和当时的口语一致的，与现在倾向使用双音节词不同，当时的汉语里单音节词占据上风。《论语》《孟子》这类，可以说就是当时口语的实录。“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当时说话，就是这么个腔调。
2、两汉时期出现脱节
大约在两汉时期，口语和文言文就有了一定的距离。中国第一部方言著作、西汉扬雄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除了以通语解释方言以外，还注重以今语解释古语。《方言》卷一就记录：
（大意为：假、炽、怀、摧、詹、戾、艐这些词，都是“至”的意思……是从古语分化出来的不同说法，现在有些地方已经通用了。）
虽然文言文和口语都在发展，但前者远远跟不上后者的速度，距离越拉越大。可惜由于反映当时口语文献远没有文言文献那么丰富，中古时期汉语口语的研究尚有很大空间。
3、唐代出现白话文
这种情况在唐朝出现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佛教的大发展。由于潜在教徒大多是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出于方便传播佛教、吸引教徒的目的，大量翻译的佛经和佛教故事多使用当时的口语，成为早期白话的重要来源。
4、宋代文言彻底脱节
到了宋朝，文言文和口语已经完全脱节。当时的读书人，未必能用文言文表达一般口语要说的意思。
宋朝的文人和学者们有时也使用白话文。譬如苏轼最爱用“呵呵”，在给挚友兼亲家文与可写信时、在给同事和文友鲜于子骏写信时、在给“河东狮吼”男主角陈季常写信时，都在末尾加上一句：“呵呵。”大儒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点评史书时也是一口白话：“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宋人的日常对话，就是这么通俗。
5、元朝口语普及
到了元代，由于汉语并非统治者的母语，很多时候连皇帝的诏书也直录当时的口语。《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一篇成吉思汗写给丘处机的诏书，全文如下：
宣差都元帅贾昌传奉成吉思皇帝圣旨：
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你起身心里好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6、明清时期
明清，白话小说诸如《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等等，不胜枚举。皇帝批复奏章用大白话也不是稀奇事。明太祖朱元璋，听说沿海有倭寇来犯，怒而下诏：
“告诉百姓每（们），准备好刀子，这帮家伙来了，杀了再说。钦此。”
相比之下，雍正对年羹尧的那一份表白，是不是显得柔肠百折了许多。
7、五四白话文运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书面语和口语发展的双轨发展，文言文和白话文对立的局面，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终结。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主张“不摹仿古人”“不避俗字俗语”等，吹响“白话文运动”的号角，终于让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成为了汉民族的共同书面语。
其实从古代开始，历史上就有翻译官这个职业，你想想，我们土地那么大，虽说历史上战乱不断，朝代更新换代的也比较快，可是每个朝代都会有外来人员的，与周边的国家都有交流，比如倭国，就是现在的日本，他们就会跑到我国进行交流学习，尤其是在唐朝的时候，接纳的外来人口更多。
在西周的时候就有出现翻译官，只不过当时并没有那么方便，大家接受程度也比较低下，大部分都是承担少数民族的翻译语言较多，外来人口还是很少的，后来到了汉朝，国家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繁荣的程度，中外交流越来越频繁了，大家也急需翻译人员进行在线翻译，要不然彼此听不懂啊，所以在当时，翻译官的数量增加了很多。
到了唐朝，外来人口更多，大家都知道唐朝是一个包容性特别强的朝代，女性在当时的地位也比其他朝代要高，人民相对于还是比较自由的，而且当时佛教的传播比较广，玄奘就是一个例子，带动了各国的文化交流，明朝还设立了“四夷馆”，专门用来翻译的，他们平时还会学习外国的语言，然后进行翻译。
所以说古人还是比较时尚的，从古代就知道采用翻译官这个职业进行交流，如果清朝没有闭关锁国的话，发展的和唐朝一样好，说不定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的，但是历史就是历史，而当时设立的翻译馆也为后来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