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刘奎龄(1885～1967)，画家字耀辰，号蝶隐，自署种墨草庐主人。天津人。天津巨富“八大家”之一的“土城刘家”的后裔。南开中学首班毕业生，自幼学习郎世宁画法，研究五代、宋、元诸家，尤其是明代吕纪、清代沈铨的画技，并将西洋画之色彩、透视比例融合于中国传统工笔国画之中，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其作品纤细逼真，神态自然，以《孔雀图》最为著名，深得徐悲鸿赞扬，在中国近代画坛独树一帜。平生创作近千幅工笔画，作品有《牡丹鸡》、《松鼠》等；《孔雀》入选第三届全国美展。多件作品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该馆曾为其举办遗作展。出版有《刘奎龄画集》等。
1905年在私立敬业中学毕业后，即辍学在家，临摹、研究古今中外之名画，探索创作动物画的新途径。30余岁，以卖画为业。60岁左右技法更趋成熟。1949年以后，被聘为天津文史馆馆员，先后任政协河北省天津市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擅长中国画 。精于工笔鸟兽、草虫。
2、其子刘继卣（1918年10月3日——1983年11月5日）亦擅画，尤擅走兽。是杰出的中国画家、新中国连环画之奠基人、连环画界的泰山北斗、连坛第一人。
3、其故居在河西区东部的“土城”，泛指大沽南路与解放南路交会处东侧一带。您到地图上面查就知道了。“土城中街”建于1931年，因贯穿土城村而得名，1993年在平房改造中被占用，名遂废。“土城东大街”1746年前后建房成巷，因位于土城庙东侧而得名，1995年拆除，名遂废。
4、有关其他情况：
刘奎龄，字耀辰，又别署耀宸，号蝶隐。画室名曰：“种墨草庐”、“香老屋”、“惜寒堂”。自称“种墨草庐主人”或“种磨道人”，亦称自家花园名为“怡园”，又有“怡园蝶隐”之雅号。
刘奎龄远祖为浙江绍兴。经迁徙先至安徽庐江县，后至河北静海（今天津静海），清乾隆年间举家移居土城。
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夏历六月十三刘奎龄出生于天津南郊的土城村。家系津门“八大家”之一的“土城刘家”。故于1967年夏历5月初五日，终年83岁。
刘奎龄出生后不久，因其五大伯刘恩林、五娘吴氏膝下无子，刘奎龄的父亲刘恩浚、其母华氏便将幼子过继其兄门下，兼挑两房。为此两房的父母们对刘奎龄更是疼爱有加。
刘恩林本为当地的绅士，他废土城大庙改办土城小学，大兴教育事业，颇得民心，这对幼小的刘奎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刘奎龄幼时保姆（杨柳青人氏）朴实而聪慧，深谙剪纸手艺，竟能面对窗外的飞鸟、草虫当即剪下，生动逼真。令年幼的刘奎龄好奇神往，并对生物、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保姆常常找来一些纸笔，让他画画。刘奎龄的模仿力极强，几乎是看见什么画什么，就连一张普通的纸头都要画得满满的。凡能入画的无一放过。为他日后写实能力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奎龄在接受了几年的私塾教育后，进入了青年会普通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不久又转入了天津民立第一小学读书。这所学校是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在1902年联合天津士绅创办的。是天津市第一所新式小学。聪颖过人的刘奎龄受到了新式教育的深刻影响，是他接受新思想的开始。虽然他学的美术课是初等教育的副科，但却是他造型理念和美的理念的一个重要源头。
1904年，严修与张伯苓创办了天津敬业中学（天津南开中学前身）。刘奎龄有幸进入敬业中学首届班学习，接受了西方科学与文化的启蒙。接触到了解剖、透视、色彩等西洋绘画的基本知识，他的英语成绩尤为突出，这对他日后查阅外国生物资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刘奎龄堪称为自学成材的全能画家。在二十世纪的北方画坛中，他是一位卓然独立的大家。除了具备一般艺术家的基本素质之外，更具许多超越常规逻辑的成功经验。他没有出过洋，也没有进过正规的美术院校，但他却私淑古代、近代先哲达20余人。融铸众法，含勾勒、没骨、皴染为一，学贯中西。
在借鉴西方绘画艺术时，对日本的绘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园山四条派的传人竹内栖凤更是受到刘奎龄的推崇。尤其是日本画家对生物世界的关注热情，更使刘奎龄受到极大的感染，并对他的绘画艺术给了诸多的启示。因而在1935年其长子刘继锐到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时，带去老人的精作多幅赠于友人。九十年代末，在上海朵云轩，日本旅游团看到了刘奎龄的四条屏，他们立刻被刘奎龄赋予了灵性的画作，拍案叫绝，躬身敬拜，久驻不离。
刘奎龄的艺术生涯并不平坦，作品曾受到过非议，但他不为所动，坚持走自己的路。在长达六十余年的绘画生涯中，于花鸟、走兽、人物、山水画无一不精，既有先哲遗风，又有自己的个性。尤其翎毛画将渲染与撕毛并举，墨中有笔、笔中有墨、笔墨交融、和谐自然。其描写真实而不繁琐，设色沉稳而不单调，体面的描绘与线条的表现相互比衬，明净朴实，清新雅丽，产生的效果前所未有，开创了国画技法的一片新天地。
刘奎龄一生创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其作品涉及题材有兽类、花鸟、草虫、翎毛、人物、山水等一百五十余种。若将所画的作品聚集在一起，刘奎龄不仅画了一个动物园，而且还画了一个植物园。
天津解放后，刘奎龄的绘画艺术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1953年他作的《上林春色》送到苏联参加展览。同年被聘为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政协委员；1956年任中国美协天津分会副主席。1958年毛泽东主席视察天津时曾接见了刘奎龄、刘继卣父子俩，并鼓励他们为人民多作贡献，在展阅他们的作品时称赞道：“博古通今，刘门出人才”。新闻**制片厂为此拍了专题报道。
1962年夏“刘奎龄国画展”在北京美协展览馆举办。在此之前，经过长时间准备的“刘奎龄画展”在天津美协展览馆举行，这是老人家绘画艺术全方位的亮相。不同时期、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作品计有六百余幅。洋洋大观，观者如潮，异常踊跃。这也是刘奎龄清白正直，待人诚笃，不以名傲人，将绘画作为人生第一大乐章的展示。
50-60年代《刘奎龄画集》、《刘奎龄作品选集》出版，1979年天津杨柳青画社出版了《刘奎龄花鸟画手稿选》，1980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刘奎龄画选》，198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刘奎龄画集》（一册本），1992年荣宝斋画社出版《刘奎龄画谱------花鸟走兽部分》，1995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大型画集《刘奎龄画集》（三册本）。
刘奎龄在六十余年的绘画生涯中以自学为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溯五代，下游明、清，西借素描油画，东鉴日本绘画，古今中外，熔为一炉。形成了刘奎龄独特的画派体系，他是提倡中西绘画相结合的先驱，他为中国的传统国画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05年在私立敬业中学毕业后，即辍学在家，临摹、研究古今中外之名画，探索创作动物画的新途径。30余岁，以卖画为业。60岁左右技法更趋成熟。1949年以后，被聘为天津文史馆馆员，先后任政协河北省天津市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擅长中国画。精于工笔鸟兽、草虫。
20世纪30年代，刘奎龄的绘画艺术不但风格渐趋成熟，题材也日益丰富。他通过反复探索将西方水彩画的“湿画法”与传统中国画的“没骨点染”相结合，首创能准确表现动物皮毛的“湿地丝毛”技法，作品生动逼真，令人耳目一新。除了花鸟、虫鱼、家禽、人物、故事、风俗等传统题材，刘奎龄最抢眼的作品是大型走兽，如狮、虎、豹、鹿、马、驴、猞猁等。此外，刘奎龄笔下的猫、犬、猴、羊、兔、松鼠等小动物也充满了灵动的生命力。这些小动物被刘奎龄用画笔定格在一个个经典的瞬间，成为传世精品。据粗略统计，刘奎龄作品题材有走兽、花鸟、草虫、翎毛、人物、山水等一百五十余种。若将所画的作品聚集在一起，刘奎龄不仅画了一个动物园，而且还画了一个植物园。
名家辈出的二十世纪画坛中，刘奎龄是一位卓而不群的艺术大师，他在时代的艺术涅盘中悄然崛起，除了具备一般艺术家的天分及其自身素质之外，也有许多违背艺术规律与常规逻辑之处。古人云：学者必有师。刘奎龄却是独辟蹊踁、自学成材；其私淑古人，却不拥有古人的真迹，只能梭巡于“借观”名家真迹和珂罗版印刷品之间；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刘奎龄却躲在津门近郊土城小院成“一统”；他没有出国留洋，也没有进过正规的美术院校，却在中西文化互渗的花鸟画、动物画的技法之结合上作得是如此优秀。这或许是其获得成功的“秘笈”之一罢。当然这一切亦和刘奎龄于传统私塾教育的基础上，较早的接受“新式教育”有相当大的关系。
刘奎龄堪称自学成材的全能画家。4岁就开始仿描剪纸动物和花卉。7岁入私塾，接受了几年私塾教育后，刘奎龄进入青年会普通学堂学习，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不久又转入天津民立的第一小学读书。10岁时，刘奎龄开始描绘昆虫和家禽。1904年，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与张伯苓创办天津敬业中学，即天津南开中学前身。刘奎龄曾进入敬业中学首届班学习。后辍学在家，从此开始自学绘画，并逐渐走上以卖画为生职业画家的道路。1907年，天津《醒俗画报》创刊，不久刘奎龄受聘为画报绘图。1911年刘奎龄在天津东马路民立二十五小学代班任教，1912年被天津《新心画报》聘为画师。36岁以后，刘奎龄最终放弃了各种社会职业的选择，成为了一位以笔耕墨耘为生的自由职业画家。这使刘奎龄的对绘画艺术的追求更加精诚专一，在探索中找到了最佳的艺术感觉，并逐渐走向了其艺术创作顶峰的辉煌阶段。1967年6月12日，时年83岁的刘奎龄在天津土城去世。永远地放下了他那曾经创造出数以千计珍品的画笔。
在画坛上辛勤耕耘了60余年的津门一代宗师刘奎龄先生，他把一生的心血都倾注在艺术事业上。他没有机会从师学艺，而是以对艺术的赤诚之心和坚韧不拨的毅力，孜孜不倦地自学成功。他的艺术是通俗的，能让人们轻松愉快地感受，所以有广泛的读者；他的画又是高雅的，他对传统的意境美有着独特的体验，对洋为中用有着独到的理解，他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将西方绘画的写实精神挖掘得恰到好处。他的画既有工笔特色的精意结构，又有水墨小写意的笔墨韵趣，二者结合得水乳交融。以其宽广的画路，为丰富发展中国画的技法开拓新的表现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刘奎龄是中国20世纪中国美术的杰出代表。刘奎龄绘画艺术风格映射出近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大趋势。他一生追求写实，浓缩了20世纪中国写实绘画的历史。
作为天津文化艺术的代表人物，天津地域文化滋养了刘奎龄艺术。津沽文化传统中，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雅俗共赏的审美情趣、中西绘画的相互交融，共同造就了这位开创性的绘画大师。天津以有这样的艺术大师而自豪。
扇面趣谈·刘奎龄
刘奎龄(1885～1967)，字耀辰，号蝶隐，自署种墨草庐主人。生于天津，卒于天津。现代著名画家。擅画走兽飞禽、花鸟鱼虫，长于工笔。一生无专一师承。他出身于天津近代 “八大家” 之一的 “土城刘家”，但长期以卖画为生。年轻时常出入于裱画铺、画店，临摹过大量古代院体画，从中汲取营养，同时学过水彩画、素描，并研究郎世宁的画法，把西画的一些表现方法融入自己的中国画创作中。代表作品有《双雉图》《上林春色图》《孔雀》《空山虎啸》《福寿图》《狮吼》等。与天津著名画家刘子久、陆文郁、萧心泉合称 “津门四老”，与刘子久并称 “津门二刘”。1958年 *** 视察天津时，接见了刘奎龄及其子刘继卣，欣赏了他们的画作，鼓励他们为人民多作贡献，并说： “刘门出人才。” 刘奎龄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出版有《刘奎龄花鸟画手稿选》《刘奎龄画集》《刘奎龄扇面集》等。
画了一个动物园
刘奎龄一生创作颇丰，据不完全统计，其作品涉及的题材有兽类、花鸟、昆虫、翎毛、人物、山水等，大约150余种。他的扇面作品数量很大，题材同样丰富，聚集在一起，不仅画了一个动物园，还画了一个植物园。
动物扇面是刘奎龄最擅长的。他4岁就开始仿描剪纸动物和花卉，10岁开始描绘昆虫和家禽。1904年，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与张伯苓创办天津敬业中学，即天津南开中学前身。刘奎龄进入敬业中学首届班学习，英语成绩尤为突出，这为他后来查阅国外生物资料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刘奎龄的动物和草虫扇面画中，尤以狮虎见长。画家善于观察，能将生动逼真的动物形象纳入幽淡宁静的大自然中，构成区别于古代走兽画的独特意境。在技艺方面，刘奎龄博采众长，融汇中西，所以他的动物扇面不仅品种众多、造型准确、千姿百态，而且技法娴熟、描绘精微、形象生动。在他的花鸟画中，又以孔雀最闻名。作品设色艳丽，用笔细劲，着力对禽鸟羽片的刻画，充满祥和恬静的氛围，深得徐悲鸿等人的赞扬，在中国现代画坛独占一席 。
刘奎龄像
《鱼乐图》首画丹凤
刘奎龄的《鱼乐图》扇面，是最早描绘珍稀金鱼丹凤的作品，为金鱼研究界所重视。
中华金鱼品种十分丰富。仅蛋种鱼一类，除常见的虎头、蓝寿、水泡、望天外，还有一些佳种，如蛋龙、蛋球、丹凤等。
“丹凤”之名，有专家认为来自“蛋凤”(凤尾蛋种)。其特征为背部光滑平坦，头尖圆滑，无肉瘤，虽然体型属于蛋种，却有着文种金鱼的大尾。游时尾鳍飘飘，静时如长裙，身披五彩斑斓，风度翩翩。目前国内仅留少数种鱼。品种有五花丹凤球、红丹凤球、紫丹凤球等。也有专家将长尾而有肉瘤的蛋鱼(长尾虎头)亦归入丹凤之列。日本也保存有此鱼种，称“凤凰”，头部有肉瘤，将之列为中国珍稀金鱼。
丹凤初现的时间，并无确切记载。有人认为最早的丹凤(红丹凤)出现于1950年，但此说并不精确。因为金受申从1938年到1945年于《立言画刊》辟有“北京通”专栏，其中一篇《养金鱼》中已提及丹凤：“鸭蛋鱼，俗称‘蛋鱼’，因身短而粗，形如蛋圆，无脊鳍，所以名蛋鱼。以尾短小的为佳种……近来又有一种长尾的，名‘凤尾’，是蛋鱼中的变种。”民国时期画家笔下亦有见丹凤者，目前所见最早者即为1928年刘奎龄所绘《鱼乐图》扇面，上面画着两条灵动的红顶丹凤。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目前所见实物，刘奎龄1928年所绘《鱼乐图》扇面非止一种，构图和造型有所变化。
《义和团抗洋兵》形象记录历史
刘奎龄是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目击者。他的扇面画 《义和团抗洋兵》是现存唯一一幅由目击画家绘制的形象记录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画。
1900年(庚子)，八国联军从大沽口炮台登岸，入侵天津，天津保卫战开始。土城、黑牛城、八里台、紫竹林租界一带都成为激战的战场。7月9日，直隶提督聂士成在距离土城10余里的八里台阵亡。8月14日，北京城被攻破，慈禧太后携光绪帝和一些王公大臣仓皇逃离京城，前往西安。16岁的刘奎龄正好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这耻辱的一幕。刘家老宅所在的土城，恰好位于八国联军入侵天津的战线上，村中人们纷纷“逃反”(当时天津人称避乱为“逃反”)。机械磨坊于1878年开始在天津出现，对旧有的石磨业产生了相当的冲击，导致刘家油坊和粮行的生意逐年收缩，至庚子事变前，家道中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庚子之乱，刘家当铺的大量财物被抢烧一空。虽然还有一些商行及土地，但由于家人不善经营，生意日渐萧条，遂至破产。为躲避战乱，刘奎龄与其父一度由土城迁居北门里户部街。1913年，其四大伯刘恩鸿(恩洪) 从四川卸任返津，带回银子2万余两，才算把家人接回土城老宅。
八国联军入侵及义和团运动，被天津百姓称为“闹庚子”。刘奎龄亲眼目睹了这段悲壮惨烈的历史，国仇家恨，特别是义和团那不屈不挠的反帝热情和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心理震撼。每当追忆这段往事时，他总是激动不已。为此，他专门创作了一帧大开扇面画《义和团抗洋兵》，以工笔设色的技法描绘了义和团与八国联军肉搏的情景，人多物众，场面激烈。画面上，骄横的洋兵马队沿津郊的土道一路冲杀而来，与埋伏在树林中的义和团将士狭路相逢，勇敢无畏的义和团战士操刀持矛奋起拼杀，洋兵仓皇举枪射击……
刘奎龄在扇面题记中写道：“吾家在吾津之东南郊，背倚白河，前海大道，为往来之要冲。清光绪庚子五月中旬，义和拳与洋兵遇于村之西偏，地名‘湾兜子’。是役，洋兵伤者不过数人，义和拳所余无几，可哀矣! 六符兄要予画义和拳，姑就当年最悉者绘此以为纪念而已，不能谓之为画也。辛巳腊月初旬，刘奎龄并志。”这个辛巳，应为1941年。此外，画家还赋诗一首：“连天兵火荡津沽，漫写当年国耻图。骨委荒原血奠土，男儿枉自掷头颅。”反映了画家强烈的爱憎情感。
扇面画《义和团抗洋兵》真实、形象地记录和再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一幕，其现场感、地域感和可信度是其他同类题材作品所无法比拟的。这帧扇面画现珍藏于天津博物馆。
《义和团抗洋兵》扇面 刘奎龄
《花鸟》成扇刘奎龄
《鱼乐图》成扇刘奎龄
《人物骆驼》 扇面刘奎龄
《射猎》成扇 刘奎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