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胜舟
“九·一八”事变前夕，郑振铎告诉顾颉刚，“沪上流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三个老板都兵强马壮，各据一方，名扬全国学界。胡适有银子，是北大文学院院长，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掌握美庚款；傅斯年有机构，通过史语所一手抓胡适的美庚款，一手抓朱家骅、杭立武的英庚款；顾颉刚有成就，擅长办学术刊物，能出学术成果。
三位老板招揽“员工”的风格也各有千秋，“胡适凭名诱人，傅斯年借势挖人，顾颉刚以情动人”。傅老板与顾老板是北大同窗、新文化运动干将，并肩奋战在新潮社，一起筹备中山大学语史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令人惋惜的是，两人矛盾不可调和，相背而行。傅斯年霸气侧漏，先后与鲁迅、顾颉刚闹掰。
鲁迅负气出走中山大学
鲁迅对顾颉刚成见极深，势同水火，多次对顾进行嘲讽、攻击：“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顾颉刚鼻红，俗称“酒糟鼻”。鲁迅在私人通信中，经常不厚道地以“红鼻”、“鼻”、“赤鼻”代称顾；甚至把顾恶喻为“梅毒”，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楣之至”。
鲁迅
1921年底，鲁迅在《阿Q正传·序》中影射，“阿Q”之名为“阿桂还是阿贵呢？”“只希望有‘ 历史 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考定。顾颉刚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书中回应，“这便是讥讽那年春天胡适著《红楼梦考证》而父亲助其搜罗曹雪芹家世等史料之事。”
鲁迅又在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可笑的“鸟头先生”，“鼻尖涨得通红”、“鼻子红到发紫”、“红着耳轮和鼻尖”，影射挖苦顾。所谓“鸟头”，由“顾”（顾）字拆分而来。据《说文解字》，“雇”是鸟名，“页”本义是头。鲁如此憎恨顾，甚至以顾的生理特征反复进行人身攻击，主要缘由是涉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桩公案。
鲁迅极其愤慨，视为奇耻大辱，一直难以释怀。顾颉刚在日记中分析，鲁迅“妒我忌我”、他受鲁迅“排挤”的原因有四条，居首之条就是“揭出《小说史略》之抄袭盐谷氏书”。
2月1日，鲁迅发表《不是信》公开回应，“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
1935年12月31日跨年之夜，鲁迅重提此事：“‘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交‘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离世前44天又说：“我的怨敌可谓多矣，……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五四运动”前三天，傅斯年又在《新潮》上称赞，“《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其实，“鲁迅”、“唐俟”都是周树人的笔名。一般而言，周树人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署名“鲁迅”；发表杂感和新诗，署名“唐俟”。
1919年4月16日，鲁迅回函傅斯年，自谦“《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同时对《新潮》办刊提出多条意见，如：纯粹科学的文章“不要太多”；最好是“对于中国的老病刺它几针”，“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作为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战友，无论是鲁迅的“呐喊”，还是傅斯年的“新潮”，都有一个默契的共识：“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破破中国的寂寞。”
傅斯年恃才傲物，领袖欲很强。留学前，他相对收敛，对鲁迅以师礼恭之敬之，回函鲁迅，落款是“斯年敬复”。留学时，已流露出对鲁迅不敬，或者说鲁迅的光环，对他而言已不复存在。他致函罗家伦说，“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轻薄尖利），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按：通伯为陈西滢字，大周指周树人，二周指周作人）留学后，傅斯年回国任中山大学文科学长，羽翼未丰，就与中文系主任、教务主任鲁迅直接过招，正面冲突。1927年6月27日，顾颉刚在致傅斯年信中评论，傅在中大“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籍，遂成一校领袖，虽鲁迅不能胜也”。
傅斯年在朱家骅的坚持下，不顾鲁迅的坚决反对，坚持要把鲁迅“向来瞧不起”、“眼中钉”的顾颉刚，聘为中大教授，“办中国东方语言 历史 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1927年4月初，听到顾可能要来风声的鲁迅，就在中大扬言：“鼻来我走”、“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他来我就去”；同时抱怨“傅拜帅而鼻为军师，阵势可想而知”，“先前竟想不到（傅）是这样人”。
顾颉刚心中有数，他能顶住鲁迅的强压，进入中山大学，幸亏“骝先先生（按：朱家骅字）及孟真相待之厚”。他向胡适老师报告，“来粤后，孟真强我为史学系主任”；也自嘲在厦大、中大“到处受排挤，精神上没有一天安宁”，“我真不知道前世作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
鲁迅不仅与顾颉刚的矛盾难以调和，更与朱家骅、傅斯年和中山大学校方的政见分歧日益扩大。1927年至1928年，国民党用暴风骤雨的手段血腥“清党”，“对国民党的不同态度（傅斯年赞同，而鲁迅反对）使他们逐渐疏远”。时任中山大学教授何思源回忆：“我曾见傅斯年与鲁迅吵闹，傅大哭大叫。”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之后，留守广州的李济深、李福林等发动“四·一五”清党。4月15日，中大学生被捕数百人。下午，鲁迅以教务主任名义召开营救被捕学生的紧急会议，说：“我们应当像是学生的家长，要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把他们保出来。”
坐在鲁迅对面的朱家骅反对：“学生被捕，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与政府对立。”鲁迅反驳：“‘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罢工罢市，那时候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都参加过，我们都是‘五四’时候的人，都是‘北大派’，为什么现在成百成千的学生被抓走，我们不营救呢？”朱家骅继续坚持：“那是反对北洋军阀，现在是我们自己的天下，教育要有领导地进行。”
紧急会议不了了之。4月18日，顾颉刚抵中大，火上浇油又刺激鲁迅。4月21日，鲁迅提出辞职。傅斯年随即因鲁迅反对顾入中大、学生抱怨他挤走鲁迅，也提出辞职。鲁、傅两人各自以辞职要挟中大，主持校务的朱家骅是“和稀泥”的高手：准许鲁迅请假离校；派顾颉刚携款到上海、北京为学校收购旧书避风头；又让学生表决鲁、傅、顾的去留。三人皆名师，“中大学生开会结果，主张三人皆留”。鲁迅负气未复职。
1927年5月30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否认他离开中山大学和政治有关，指责顾颉刚、傅斯年“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他对“因‘亲共’而逃避”等流言懒得一驳，“‘管他妈的’可也”。
但据当今的中山大学官网“学校概况·中大校史·掌校人·朱家骅”专栏披露，鲁迅来到中山大学，和政治密切相关。他受聘中大教授，是陈独秀之子、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力挺。1926年8月，陈延年决定，恽代英、邓中夏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请朱家骅出面电报邀请鲁迅到中山大学“指示一切”。1927年9月27日，鲁迅与许广平离开广州，赴上海定居。
傅斯年与顾颉刚分道扬镳
一山难容二虎，尤其已有一“霸虎”。傅斯年评论，“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顾颉刚的“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曾对罗家伦、姚从吾等研究史学的行家称赞，“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又告诉中山大学的同学，“顾是北大文科十余年中毕业学生最能学问，最有成就之一人，我自己断不敢望。”
顾颉刚
作为《新潮》战友，顾颉刚曾对傅斯年说：“我在师友中，最敬爱的是你。……希望你有暇时再常常拿我教诲教诲，教我勉向正当的路上去。”又自称“是一个忠实的社员”，多次致函与傅讨论杂志的风格、内容。例如与傅共勉，“总希望我们的《新潮》杂志有真挚浓密的感情，去感动 社会 ”；直言“这几期你同志希（按：罗家伦字）都倾向文学方面去，我有些失望”。
排挤走鲁迅后，傅、顾只共事七个月，就因性格冲突和学术分歧交恶。1928年，顾颉刚在给两人老师胡适的信中，多次表达对傅斯年的不满。“孟真为人，能读书，能办事，而太不上轨道”，“他的多材多艺适使他毁坏了自己。我们屡屡讽他，但他终不能听”。拜托胡适“请勿把我对于他不满的话告他，因为他的脾气太坏”。
4月29日，两人矛盾总爆发。顾颉刚当天日记写道：“予之性情有极矛盾者，极怕办事，而又极肯办事。孟真不愿我办事，又不愿我太管事，故意见相左，今晚遂至破口大骂。”1973年7月，顾颉刚又补记1928年4月29日两人恶语相骂的原委：“孟真乃以家长作风凌我，复疑我欲培养一班青年以夺其所长之权。予性本倔强，不能受其压服，于是遂与彼破口，十五年之交谊臻于破灭。”
8月20日，顾颉刚写五千字长信向胡适诉苦、告状，傅斯年反对他去燕京大学，“骂我忘恩负义”，甚至威胁“你若脱离中大，我便到处毁坏你，使得你无处去”。顾也不是吃素的，倔强地表明，“孟真对于我的裂痕已无法弥缝，差不多看我似叛党似的。我决不愿把身子卖给任何人。我决不能为了同党的缘故而把自己的前程牺牲了”；“一定要我在他的支配下过生活。结果不但支配无效，翻激起我回想在北大研究所时的甜梦，怨恨我的自由已为名缰利锁囚禁了！”
这封信是回复两天前收到的胡适来信。胡适在信中“疑我因骄傲致树敌”，似乎偏向傅斯年有理些，更让顾颉刚心里憋屈，堵得慌。他在当天日记中记载：“写适之先生信，约五千字，直陈两年中痛苦”；“耿耿此心，每不为师友所解，强予办事，失其故我，奈何！”
1929年2月，顾颉刚不辞而别，悄悄离开广州，来到北平。同年9月，被聘为燕京大学 历史 系教授，再分别致信戴季陶、朱家骅，辞去中山大学教授。傅斯年念念不忘这位才华横溢、不听指挥的同窗，一直想把他再网罗至麾下。
顾颉刚毫不动摇，好马坚决不吃“回头草”，3月25日请求胡适“劝孟真不必拉我，我非与孟真有意见，盖急欲在种种束缚中拔出此身也”。中间这句话言不由衷，也糊弄不了胡适，两个学生何止有意见？矛盾不可调和，已闹得一拍两散。
傅斯年不死心，趁10月10日与顾颉刚一起去陈建功家看滦州皮影戏时，劝顾回中研院史语所专任研究员，月薪四百元。顾依然拒绝，在当天日记中流露真实想法：“予既已脱离是非圈矣，何苦复投入耶！”
1931年，傅斯年又琢磨聘顾颉刚为北大教授，顾还是拒绝，并写信告诉胡适三个理由：一、听说孟真有意聘钱穆为北大教授，我问了钱，钱也愿意；二、我所能教的功课，钱都能教，而且钱的学问比我笃实；三、北大如请钱，比请我为好，因为我有流弊而他没有流弊。
傅斯年、顾颉刚这两朵“奇葩”爱恨交织，性格都有刚烈倔强一面，矛盾螺旋式深化。相互知根知底，性格缺陷也了如指掌，所以互掐极其情绪化，典型的“针尖对麦芒”。有时就像小孩子过家家一般，为日常琐事抠气，也会故意为对方“挖坑”。
傅斯年
顾颉刚铁了心不再和傅斯年在广州的史语所共事，摆脱傅的束缚和行政事务，只做中研院史语所特约研究员，一门心思留在美国人主办的燕京教会大学做学术、写专著。在教会大学教书、念书，不等于做亡国奴，更不等于卖国，这是常识。傅斯年怒了，写信给顾，故意找茬：“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在1931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反唇相讥：“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辨也”；“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
六天之后，顾颉刚没憋住，还是要辨一辨。他在为燕京学生期末监考时，起草一封致傅的回函，开篇就抱怨“知我者莫如兄，不知我者亦莫如兄”，还新账老账一起算，宣泄不满：“弟生平从未受过此等气，眼前为之发黑。兄对我既如此，论理正当绝交”，“此事兄或忘之，弟则深记”，“弟非奴颜婢膝之流，决不会成洋奴”。
顾信中翻出的“老账”，被气得“眼前发黑”、“论理绝交”，就是一个接站的琐事，在旁人看来，并不严重。傅斯年从上海到北平，顾有感于他数月前曾长堤相送，“往而不来，非礼也”，自己到火车站迎接。
没想到傅斯年把他的好心当成驴肝肺，当着他和赵元任的面，提议次日一起到车站接清华教务长杨振声，谋个清华学校的职位。其实是拐弯抹角讥讽顾钻营，来接站有其他目的，想谋清华教职。因为傅本人是史语所所长，不会向清华求兼职；赵元任已是清华教授，无需向清华求职。顾当然听出傅的弦外之音，现场隐忍不发飙，却一直憋在心中，憋到6月18日，终于憋不住，累积怨气一并爆发。
6月18日这封监考时写的长信没有发出，相当于写了篇日记。原来是顾颉刚的原配殷履安“劝勿寄，免多口舌，（予）听之”。傅斯年却没完，6月24日向顾坦白交代，他6月12日写信，是想挑逗刺激顾回信。竟然没收到回信，出乎意料之外，不像顾“斗士”一贯的态度。顾在日记中承认，傅斯年“此诚知我，非履安之阻，固早如其所料矣”。
1941年，傅斯年因严重高血压症，在重庆中央医院住院，自己、友人都对病情不乐观，更不能动怒。顾颉刚前来探病慰问，这两个极其自负、极其倔强、极其急躁的“老板”，竟然在病房中，因争夺学者、人才而吵架，闹个不欢而散，关系更僵。
顾说气话，“非破坏北大不可”。傅也光火，你既然以破坏北大为目的，“今后不能不与之绝交”。6月18日，傅斯年还致函朱家骅，指责顾颉刚“近年负其名字之文，多出他人之手，编辑亦是人代为之”，“凡与颉刚共事，最后总是弄到焦头烂额”。
中研院首届院士提名
1943年8月22日，顾颉刚最信任的学生和助手赵贞信致函老师，谈及当年中山大学同人评论顾颉刚、傅斯年：“论居心之忠厚当推吾师，若任人之适当则吾师不如傅先生，以吾师每行煦煦之仁而傅先生则断制严厉而赏罚分明也。”
赵的个人之见，傅斯年、陈垣的问题在于，“彼数人皆量小、有私、好专”；顾颉刚的问题在于，“感情极易冲动，使所行之事未能恰当”，“既不能识人，又不能察势”，“小材大用，常材奇用”，“谦虚其外，倔强于中，恣情任性，直意孤行，致多方树敌，亲近解体”，“于爱之时，则任之必过，及其衰也，又恨之极甚”，“好大喜功之性情，今与昔同，故每立一业，创一事，必有一张许多人之名单，必有一个大而难成之计划”，最后这个计划又“打水漂”，被人讥笑。
一周之后，赵贞信又致函顾，感慨老师“颇受书生气之累，其得罪人之处，亦颇多意气用事”，“机权二字，吾师远不及冯芝生（按：冯友兰字）、傅孟真诸先生”。1943年9月7日，顾颉刚记下“良友之言，当铭座右”。
1946年12月16日，为庆祝次日的北大校庆和胡适生日，在南京的百余名教育界人士餐叙。傅斯年出席并致词，和顾颉刚握手时，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摔转了头颈”。敏感而自尊的顾难以释怀，当晚10时在给续弦张静秋的家信最后，直呼其名痛斥：“傅斯年真不是东西”，“这个傲慢的人迟早要失败的，他失败之后必然又来趋奉我了”。
1947年5月，中央研究院开始遴选首届院士，胡适和傅斯年分别有一个推荐人文组候选院士的名单。温润谦和、广结善缘的胡适不提名自己，而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一点不矫情，当仁不让。他致信胡适，列出人文组21位候选院士名单，其中史学6位，在著名的“史学二陈”（陈寅恪、陈垣）之后，第三人就是“傅”。由此可见两者性情、为人、处事的差异。
傅斯年确实“霸”，但瑕不掩瑜，很多时候“霸”是基于公义、公心、公事。虽然傅、顾关系早已恶化，疏于往来，但在傅斯年的推荐名单中，不计前嫌，只论学术，依然提名顾颉刚，而且在“史学”中排名第四，在他本人之后。反而是胡适的推荐名单中，未提名顾颉刚。结果没有悬念，胡、傅、顾这“三个老板”，都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客观而言，胡适、傅斯年在教育界、学术界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派系、圈子，未“入圈”的学者容易被边缘化，学术资源、学术进步的空间小很多。幸好他俩的人品、眼光相当过硬，重才、识才、举才。以中研院首届院士提名为例，胡适提名院士17人，有14人当选；傅斯年提名院士21人，有19人当选。
（原文注释从略）
校对：张艳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赵孟頫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青少年时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厦将倾，他在坎坷忧患中度过。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但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宋灭亡后，归故乡闲居。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行台恃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赵孟頫等十余人，被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初至京城，赵孟頫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至元二十九年 (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闲情逸致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大德三年 (1299)，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土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頫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发生了兴趣，拜赵孟頫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頫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祜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頫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官居一品，名满天下”。
赵孟頫是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他作为南宋遗逸而出仕元朝， 对此，史书上留下诸多争议。“薄其人遂薄其书”，贬低赵孟頫的书风，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赵孟頫的为人。 尽管很多人因赵孟頫的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頫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特别是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在绘画上，山水、人物、花鸟、竹石、鞍马无所不能；工笔、写意、青绿、水墨，亦无所不精。他在我国书法史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自五岁起，赵孟頫就开始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犹观书作字，可谓对书法的酷爱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他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元鲜于枢《困学斋集》称：“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其书风遒媚、秀逸，结体严整、笔法圆熟、世称“赵体”。与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赵孟頫传世书迹较多，代表作有《干字文》、《洛神赋》、《胆巴碑》、《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道德经》、《仇锷墓碑铭》等。著有《尚书注》、《松雪斋文集》12卷等。
此外还有：“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唐朝诗人孟郊（德清人）；
唐朝“大历十大才子”之首的钱起（吴兴人）；
著有“三言二拍”的凌蒙初（吴兴人）；
南朝开国皇帝陈霸先（长兴人）；
清朝篆刻大师，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吴昌硕（安吉人）；
清朝学者俞曲圆（德清人）；
民国时期孙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陈英士（吴兴道场人）；
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运动主将钱玄同（道场人）、沈尹默（竹墩人）；
现代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南浔人）；
现代的“海空卫士”王伟；
“潘公”潘季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的陈果夫、陈立夫，沈约，“茶圣”陆羽，沈家本，胡援，王启民，左手书法大师费新我，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朱家骅、张静江......
另外：
李煜（937—978），字重光，五代时南唐国主，世称李后主。史家称李白、李煜、李清照为词家“三李”，其词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李煜的祖父李升是南唐国的建立者。据《吴越备志》和清同治《安吉县志》载，李升本姓潘，安吉（时属湖州）人，父为安吉县訾将，淮南将军李神福侵湖州时将李升父子虏去，李升就成了李神福的家奴，改姓李。一日，吴国丞相徐温到李神福家，见到李升，非常喜欢，经李神福同意，徐温收李升为养子，并更名为徐知诰。徐温死后，升篡政，于吴天祚三年（937）即位于金陵，改国号为南唐，年号为升元。并恢复李姓，仍称李升，李升在位时，曾致书吴越国王，以祭祀祖宗的祠堂、田产都在安吉为由，欲以毗陵（今常州）换取湖州，末果。
先秦至魏晋南北朝
黄歇 朱冶 曹不兴 沈充 王羲之 戴逵 陆修静 丘渊之 沈约 吴均 丘迟 柳恽
吴均 裴子野 陈霸先 张僧繇
隋唐
释?智永 姚思廉 道宣 徐坚 沈千运 颜真卿 钱起 张志和 陆羽 沈既济
李季兰 皎然 孟郊 沈亚之 杜牧 杨汉公 陆龟蒙 高闲
宋元
赞宁 燕文贵 张先 梅尧臣 孙觉 苏轼 朱肱 米芾 毛滂 叶梦得 方勺 刘一止
沈与求 胡仔 沈瀛 葛立方倪思 姜夔 施元之 陈振孙 程大昌 牟巘 周密
钱选 管道升 王蒙 沈梦麟 黄王介
明
凌云 严震直 闻良辅 陈霆 陈良谟 顾应祥 唐枢 吴承恩 茅坤 慎蒙 吴维岳
徐中行 潘季驯 沈节甫 许孚远 温纯 臧懋循 朱国桢 丁元荐 凌迪知 凌蒙初
董斯张 茅维 茅元仪 陈忱 魏耕 智旭 梁小玉 闵齐 姚翼 张睿卿
清
严我斯 蔡启樽 吴绮 董说 徐倬 胡渭 孙在丰 蔡升元 沈炳震 沈铨
鲍?(字西风) 严遂成 戚蓼生 丁杰 施国祁 姚文田 王以衔 严可均 许宗彦
周中孚 陈杰 费丹旭 吴云 汪日桢 俞樾 凌奂 刘镛 陆心源 沈家本 傅云龙
汤绪 刘锦藻
现当代
吴昌硕 崔适 单士厘 朱孝臧 周庆云 庞元济 王一亭 莫觞清 徐自华 沈寿
庞元澄 陈其美 金城 钱病鹤 姚勇忱 徐一冰 刘承干 俞寰澄 徐森玉 梁希
沈尹默 沈兼士 任鸿隽 钱玄同 陈嵘 赵紫宸 沈迈士 李彦士 陆志韦 蔡声白
钱壮飞 诸闻韵 慎微之 叶桔泉 雷震 沈兹九 李泉生 杨光泩 邱望湘 俞平伯
章荣初 诸乐三 陈啸空 沈西苓 王宇椿 陆学善 傅任敢 蔡昌年 潘德明
钱仲联 潘子农 朱渭深 丁舜年 邱式邦 赵罗蕤 王文林 刘旭沧 陈又新
钱三强 徐迟 王宗淦 张珩 徐舜寿 张龙翔 盛志勇 王仁 屠守锷 史之华
丁是娥 潘镜芙 钟万勰 钦俊德 卢良恕
1、主管上级单位不同。
蒋介石并非一直担任国民党政府的党政一把手，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但有一个职务始终由蒋介石担任，就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换言之，蒋是以控制军权来控制党务和政府，直到解放战争开始后才出任“国民党总裁”和“中华民国总统”。
所以，军统直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是军队编制，工作人员为现役军人，有军装有军衔。
而中统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管理，实际掌权人是陈果夫和陈立夫，中统是党务机构，没有军衔，常见的制服是中山装。
2、职责和分工不同。
军统是蒋介石用来监视、控制军队的部门，抗日战争爆发后兼有谍战、反特和敌后武装等工作范畴；
中统仅限于党务调查、舆论控制和党政机关的思想监控，不能插手军事任务和军队事务，这是蒋介石划的红线，避免中统权力过大。戴笠至死不加入国民党，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不想因为党员身份接受中央党部的领导，那样对军统与中统的斗争非常不利。
3.***的派系不同。
以抗日战争期间为准，中统局局长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副局长徐恩曾，都是二陈的cc系要员；
军统局长是国民政府办公厅主任贺耀祖中将、副局长戴笠少将，再加主任秘书郑介民等人，实际上是黄埔系，自然蒋介石更信任和偏爱军统一些。
4.组织成员成份不同。
中统从其前身“党务调查科”开始，人员骨干一直是文化程度较高的，象徐恩曾就是清华大学毕业，物以类聚，选用的工作人员也是知识分子较多，所以通常中统的逻辑能力、分化劝降能力和潜入我方能力较强；
军统则一般招纳黄埔毕业生和军队中表现优秀的军士，军事素质和行动能力较强。
5、控制的势力范围不同。
中统在各省各大城市的政府、党部和警察局中，具有最大化的控制力，蒋介石也有意不许军统染指，以免戴笠失控；
而军统在野战部队、各地警备司令部和军事机构中有绝对优势，这些也是中统禁区。
参考资料：
戴笠
?
戴笠（1896年--1946年），字雨农，浙江江山人。曾负责中国国民党情报机关，担任军统局副局长。在任8年期间，以残酷无情著称，曾密令残杀了许多革命烈士，当时被称为“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机毁人亡。中国情报工作之父 ，中南六省武术散打冠军，美国情报机关称为“隐身人”、“世界第一间谍”。
?徐恩曾
?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1896年生于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家庭。著名的浙江财阀徐新六，是其近亲本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回国后在上海当机电工程师。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加入陈果夫、陈立夫的CC集团。1931年当上中统调查科长，成为中统的实际负责人。总部设在南京新街口附近正元实业社三楼上。徐恩曾老谋深算，藏而不露，自认为懂些心理学。
? 郑介民
?
郑介民（1897－1959）。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特务头目。海南文昌人。郑介民虽身为国民党特务头子，但与戴笠截然不同，他战略眼光精确长远，又具研究精神，著述甚丰，曾因此获得一枚积学奖章，被国民党内一些同行称为“有政治头脑”和“科学训练”的军事情报专家、“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著有《游击战术之研究》、《谍报勤务》、《军事情报学》、《中日战争太平洋列强政略的判断》、《抗战期中对***的对策》、《苏俄现阶段的国家战略》等。
毛人凤
毛人凤（1898—1956）字齐五，浙江省江山人。毛人凤被称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笑面虎”、“毛军师”、“毛大秘书”。毛人凤做官的秘诀是：“忍”、“等”、“狠”三个字。
? 李士群
?
李士群(1905～1943)，民国十大汉奸之一。原名萃，生于1905年，浙江丽水遂昌人，毕业于上海大学。李士群世居县城青云路。父李金余早逝，赖其母抚育成人。衢州中学毕业后赴沪，先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转入上海大学，曾参加群众革命运动，并加入中国***。后叛变，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于1943年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死。
丁默村
?
丁默村(1901—1947)丁默邨（1901-1947），湖南常德人，1901 年生。早年曾加入中国***，后叛投国民党CC系，在上海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主编《社会新闻》，并任江南学院院长。民国34年8月下旬，蒋介石任命丁默村为军事委员会浙江地区军事专员。9月30日，蒋介石将他与另一大汉奸周佛海逮捕，一并解到重庆白公馆监禁。民国35年7月，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民国36年2月8日，丁默村被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判处死刑，时年46岁。
? 赵秉均
?
?赵秉钧，字智庵，1859年生于河南汝州。袁世凯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翌年初，命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1902年5月，袁世凯命赵秉钧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同时还奏保他为“知府加盐运使衔”，赵秉钧“参照东西成法”拟订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1913年，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宋教仁被选为国民党参议员，赵秉钧看到宋教仁有夺走自己权力的危险，便在袁世凯密谋下杀害宋教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