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中衰的表现

清代封建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之风实自乾隆朝开始。乾隆帝当政六十余年，既为清朝建立了不世功业，亦留下了衰落疲败的种因。乾隆中期以后，他仿康熙六次南巡之例，六度南巡，而“供亿之侈，驿骚之繁，转十倍于康熙之时”。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六十岁生辰，中外臣僚纷集京师举行大庆。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十余里中“剪彩为花，铺锦为屋，九华之灯，七宝之座，丹碧相映”，“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侲童妙伎，歌扇舞衫”。各地督抚之贡物，争奇斗巧，“广东所构翡翠亭，广二、三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 。

此后，在皇太后八十寿辰以及乾隆帝自己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与皇太后六十寿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竞相效仿。嘉庆道光时，河吏的奢侈，是当时愈刮愈猛的奢侈之风的明显例证。清代漕运依赖运河，故而列朝对河政十分重视，国家财政拨款也很充裕。然而，乾隆末年以后，国家每年费帑数百万，真正用于运、黄、淮河治理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皆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所不及者。河督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头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必得杀三、四峰骆驼。河督终日置酒高会，参加河督宴会的人，鲜有能终席者。因为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官场中的奢侈不是个别现象。道光时，一个陕西粮道在他迎来送往时，“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钱四、五千文。……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 。

在官场中的奢侈之风日益蔓延时，一些大官僚和富逾王侯的大地主、大商人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乾隆嘉庆时某阁臣，其家“奢汰异常，舆夫皆著毳毭之衣，姬妾买花日费数万钱” 。京师米商祝氏，“其家屋宇至千余间，园亭瑰丽，人游十日，未竟其居”。宛平查氏、盛氏，“其富丽亦相仿”。怀柔郝氏，乾隆曾驻跸其家，“进奉上方水陆珍错至百余品，其他王公近侍及舆僮奴隶，皆供食馔，一曰之餐，费至十余万” 。乾隆帝的骄奢*逸，开一代奢侈之风，而贵族、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奢侈腐化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奢靡之风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嘉庆帝、道光帝曾力加矫正，然无济于事。 吏治败坏与清王朝几乎是相始终，这与清王朝直接承接明朝末年腐败的官场文化有关。清王朝既是少数民族，必须对中原士子大加笼络。康熙年间就有所谓的南北党争。清代的贪污问题是长期的，康熙晚年，官场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雍正时大力改革使得吏治稍得控制。乾隆时，奢靡之风又卷土重来且愈来愈甚。乾隆六巡江南，地方沿途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

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严重败坏成为清朝封建统治极端腐败的明显象征。当时，权臣专擅，结党营私，欺蒙粉饰；官吏昏聩无能，贪赃枉法。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权臣的专擅，前有和珅，后有穆彰阿。和珅，满洲正红旗，少贫无籍，为一普通官生。后来，依靠祖先功业，承袭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1757年，爆发云贵总督恒文和云南巡抚郭一裕的“金炉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和珅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了皇帝轿旁的一个小侍从。因他相貌英俊，口齿伶俐，应对乖巧，深得皇帝赏识。从此，他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在短短的十来年中，竟从一个轿旁小侍从变成了“宠任冠朝列”的朝廷重臣。乾隆帝宠信和珅近二十年，和珅恃宠威福由己，植党营私，内而公卿，外而封疆大吏，皆出其门。和珅恃宠肆意排斥异己，“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 。和珅的专横跋扈，在乾隆帝晚年更形嚣张。当时，乾隆帝虽禅位于嘉庆帝，但仍以太上皇名义执掌朝政，政务完全依赖于和珅，和珅成为出纳帝命之人。和珅恃宠专擅“甚于前日，人皆侧目，莫敢谁何云” 。

道光朝的大学士穆彰阿，固宠窃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摸以逢主意”。穆彰阿在朝廷内呼朋引类，广植私党，“门生故吏遍于中外” 。清中叶以后，庞大的封建官僚机构，因大批官员的尸禄保位和昏愦无能而运转不灵。在大批朝廷重臣中，有为保位贪荣而故作庸懦者。嘉庆时，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 。各省督抚“或于应办事件，藉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犹为牢不可破” 。

道光时的大学士曹振镛津津乐道于“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之道，将国事政事置诸脑后，以保一身一姓之尊荣富贵。在嘉庆道光时期的大批朝廷官员中，还有大批不学无术的庸劣之辈。道光时的闽浙总督庆瑞，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 。直隶总督桂良，“其胸中蕴蓄如草芥，其口中吐属如市井” 。

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陕西雁平道章荆凡，终日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主持。即使遇到京控发审案，亦令书吏在外劝言，从不提审。即便提审，也是“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 。穆彰阿当政时，因各地知府率兼税收，为膏腴之地，故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而旗员“多不识字，听信幕友家丁，恣为奸利” 。乾隆中期以后，官场中更形成了种种层层相因的陈规陋习。当时下级官员觐见上司时，要馈送银钱；年节生辰，要进送礼品；官员外放，要通贿吏部官员及京中大员；钦差及督抚大员赴任途经地方，地方官员必须馈赠盘费。这样，上至阁老大员，下至胥吏差役，都从这种陋习中获取厚利。因为“州县有千金通融，则胥役得乘而牟万金之利；督抚有万金之通融，州县得乘而牟十万之利” 。于是，各级官员层层受贿，狼狈为奸，几乎是无官不贪污，无吏不行贿。正如时人所说，清中叶以后的官员，廉与不廉的分别，只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 。

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揭出不少的大贪污案。乾隆宠臣和珅，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揽权纳贿，积聚起惊人的财富。当和珅在乾隆帝死后，被嘉庆抄家时，对和珅家产总数的最低估算也达“数千万两之多，最多达到亿两左右” 。还有些官吏，为了填满欲壑，竟到了玩视民瘼的令人发指的地步。嘉庆时，广东英德县知县陈寅，于审办案件并不随时完结，以致数年之内，在押病毙人犯共有数十余名。这种情况并不是广东一省才有。地方官员推迟案件的审结，是因为这些地方官“欲藉案件索赃，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牵连众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辗转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至一村，索诈使费，有钱则正犯纵令他逸，无钱则旁人亦被牵连，必至贿赂已通，欲壑已满，始肯审结一案。而由县详府，由府详司详院。一杖责可完之案，而百姓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圄，长途解送，因此拖毙人命” 。

1790年礼部侍郎尹壮图上疏道：“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 。及至乾嘉之际，随着王朝的盛极而衰，吏治腐败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嘉庆时期，爆发了白莲教、天理教等农民抗争，社会冲突激化，更使政府财政大受冲击。嘉庆五年八月曾谈到追赔的原因：“年来办理军务需用浩繁，目下大功将次完竣，一切善后事宜均需筹拨款……理应按限完交” 。嘉庆帝无奈地说：“大不法小不廉，吏治不清，民生何赖？甚至大缺一万，中缺八千，形诸白简，此非彰明较著者乎？…… 朕澄叙官方，首先责己，力行节俭，永杜贡献。诸大吏受任既重，养廉又优，贡献之费已除，权门之索又绝，必应清白乃心，为国宣力。然而风气未移，俗态犹故，时有在朕前借端尝试，巧言利国，实皆利己，似此者不一而足。” 这时鸦片开始流入中国， 而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使中国对外由出超国变为入超国。嘉庆帝屡申禁令，一旦案发，“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 。道光四年进口鸦片高达一万二千六百三十九箱 ，“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道士、僧尼，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 。至道光年间终于发生鸦片战争。 八旗劲旅早年在关外所向披糜，战无不胜，但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八旗将佐，居家弹筝击筑，衣文绣，策肥马，日从子弟宾客饮” 。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开始堀起，朝廷一有战事，便主要依靠绿营兵。乾隆元年谕：“八旗从前风俗，最为近古。迨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渐及奢靡。如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恣意花销……而兵丁闲散惟知鲜衣美食，荡费成风，旗人贫乏，率由于此。” 嘉庆年间八旗和绿营均已腐败，丧失战斗力，嘉庆曾随乾隆阅兵，所见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 。平定白莲教时，八旗请缨赴战，却四处抢劫，“其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其归自军中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 。严如煜说：“教匪之役，前后八九年，兵调十数省，其中劲旅勇鸷敢战者固自不少，而矫捷坚实可恃，必以黔兵为第一。……各省提镇大营之兵，所驻通都大邑，地方平衍，风俗华靡，平时未尝远出城郭，一旦负枪荷戈，走山路数十里，汗**下，喘息不宁，又且饮醇啖肥，习以为常，山内包米杂粮，食不下咽，先自饥疲，与猾贼追逐百数十里，鲜不病乏者” 。

费正清说：“1800年左右的中国经济不仅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结构不同，观点迥异。………技术水平则仍停滞不前，人口增长趋于抵消生产的任何增加。简言之，生产基本上完全是为了消费，陷入刚好维持人民生活的无休止的循环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纯节余和投资是完全不可能的。”

清军入关，满族人口大量涌入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了安置八旗官兵和闲散人口，清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八旗官兵因此获得一部分旗地。兵丁份地大多数靠本人带同家属从事耕种，后多迫于生计被典押出去。清统治全国以后，八旗兵丁生计日渐拮据。

嘉庆帝在位期间，八旗生计问题的进一步严重化，由于生计异常艰难，风气堕落，旗人中违法乱纪的事件不断发生，就连宗室子弟不少也混迹其中，即如嘉庆御制《宗室训》中就抱怨说：“近年以来，不肖子弟越礼逾闲，干犯宪章者亦尽见迭出，所为之事，竟同市井无赖。” 最典型的事例，是不少旗人甚至宗室贵族背离忠君事上的传统观念，崇拜上帝，私习洋教。如嘉庆十年闰六月，刑部查禁洋教时获悉，宗室图钦等四人私习洋教，而且坚决拒绝出教，这种情况使嘉庆震动极大，指出：图钦图敏本是罪人苏努子孙，理宜安分守法，乃敢私习洋教，虽经刑部再三开导，始终执迷不悟，情属可恶，因而令革去红带子，发往伊犁枷号六个月后充当折磨差使；旗人魁敏和窝什布二人削除旗籍，发伊犁枷号三个月后充当折磨差使；俱永远不准释回，如有滋事之事，即行正法 。旗人魁敏、窝什布等坚不出教的态度对嘉庆震动极大，从而对以后禁止西洋教有很重要的影响 。这种状况，不仅动摇着八旗这一清王朝的柱石，而且也干扰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因而嘉庆不得不对八旗生计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

尽管嘉庆帝对此倾注了大量的精力，终因不能触及八旗制度本身，从而限制了其效果。 清王朝虽采取了种种措施，但直至清末，八旗生计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陷于贫困的境地。 清中叶以后，随着地主阶级政治、经济势力的日益巩固和发展，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开始了对土地的疯狂兼并。满洲贵族在入关后，即以皇室庄田、宗室庄田、八旗田等名义圈占了大量土地。康熙八年（1669）清廷虽然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但此后满洲贵族仍然依恃政治特权继续广占良田。乾隆时，仅由皇室控制的官田、皇庄即达六七千万亩。满族大官僚亦竞相抢占土地。乾隆时当政二十年的大学士和珅占地数千顷，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万多亩。汉族大官僚对土地占有的数目亦十分惊人。嘉庆时的两江总督孙玉庭，在山东占田三万余亩。一般大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动辄成千累万。乾隆时直隶怀柔郝氏，“膏腴万顷” 。道光初年，直隶沧州袁氏占田二千顷。在贫瘠的陕甘地区，大地主往往乘农民破产逃亡之机，大量占夺民田。“遂有一户而田连数万亩，次则三、四、五万至一、二万者。”

这时期，一些大商人利用拥有的大量资金来抢购土地。嘉庆时，湖南衡阳因经营山场、贩卖木材致富的木商刘重伟，其子孙田至万亩。贵族、官僚、地主、大商人对土地的兼并，使得大量土地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而广大农民则因失去土地而流离失所。早在乾隆十三年（1748），湖南巡抚杨锡绂即指出湖南土地集中的严重情况。他说：“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土地的集中愈演愈烈，最后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的严重局面。大批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或沦为佃户和雇工，或成为耕无田、居无所的流民。沦为佃户的农民被迫承受地主阶级高额地租的残酷剥削。当时的地租率，至少是四、六分成（即地主四、佃户六），一般是对半分成，主佃各得一半。佃农除了向地主交纳正额地租外，往往还得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租，各种节令时日，农民要向地主缴纳鸡、豕、鱼、帛等等应时之物。除此而外，农民还需负担清廷的各种捐税。

这样，农民终岁辛勤所得，已一半甚至大部被地主阶级剥夺去了。一遇水旱灾害，农民竭其所有亦不能完纳地租捐税。许多人不得已而背井离乡，成为流民。沦为流民者，有的不顾清廷的禁令，进入东北、蒙古及沿江、沿海的封禁地区。他们披荆斩棘，艰苦备尝，还要设法应付官府的驱逐，颠沛流离，难以安定。有的流落城镇街头，沿街乞讨。嘉庆时，北京城内，沦为乞丐的流民达十万多人。封建土地制度，地主阶级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得走投无路，也极大地束缚、摧残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 白莲教大起义 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而这次起义却是嘉庆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9年零4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5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共耗费白银2亿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天理教民变 嘉庆十八年（1813年）在河南、直隶、山东三省交界地带和京畿地区爆发了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教民变。造反的教民先后攻占了河南滑县，直隶长垣，山东定陶、曹县等地。秘密活动于京城大兴、宛平一带的天理教徒在宫中太监的接应之下攻入皇宫，“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嘉庆皇帝还装模做样地为此下诏“罪己”，并在临终前告诫群臣，“永不忘十八年之变”。平变之后，混战中射在隆宗门上的一个箭镞，一直被保留了下来。嘉庆希望这个箭镞能够对爱新觉罗皇室的子孙们保持一种紧迫：务必宽仁爱民，勿为“害民之虐事”。尽管天理教民变没有嘉庆初川陕白莲教民变的规模，但其深入皇宫的事实确实让满清感到惊悸不安。

经过乾隆、嘉庆两朝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至道光前期，基本上处于停滞和积聚力量的时期。因此，这期间的农民起义无论从参加人数、起义次数和影响来看，都无法与前相比拟。 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 湖南衡、永、郴、桂阳四州郡，历来都是汉、瑶两个民族居住区。由于清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当地官吏和汉族地主对贫苦瑶民进行残酷盘剥，不断激起瑶民的怨恨和反抗。赵金龙领导的瑶民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当时，湖南、广东的一些天地会员在官府的支持之下，屡次抢劫瑶寨的牛、谷。于是赵金龙在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二月底，与赵福才率领瑶民700余人，在两河口杀死20余名天地会员。次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梁等为防止局势扩大，率兵围捕赵金龙等人。在这种情况下，赵金龙忍无可忍，率众据永州长塘的夹冲起义。永州镇总兵鲍友智等率兵千余人直逼夹冲，击毙起义军300余人，掘了他们的祖坟。一月下旬，起义军进入蓝山县，并计划进占九嶷山为起义大本营。湖南巡抚吴荣光闻蓝山告急，命提督海凌阿等进剿。海陵阿由宁远至蓝山，一路上恃勇骄横，也不侦探地形，冒雨由小路深入，结果中了义军的埋伏，海陵阿等被击毙。道光帝又派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进剿。同时又下令带兵将领，务必将起义军诱至山外平野之处聚而歼之。三月初，清军兵分南北两路，对蓝山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起义军粮草断绝，被迫出山，并准备东进至常宁县的洋泉镇，以重整队伍，结果被罗思举等合围。起义军消耗很大，企图以诈降松懈清军斗志。但罗思举不准义军投降，命令清军加紧进攻，先后消灭义军6000余人，赵福才、赵金龙等人也先后战死。这次起义终于失败了。 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 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初，山西赵城爆发了曹顺领导的先天教起义。这是清代前期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起义。 先天教渊源于八卦教中的离卦教。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二月，山西忻州人王宁因离卦教屡遭清廷镇压，故将他所在的一支离卦教改名为先天教。王宁本人在教内被尊为“总当家”，该教“每年四季之首做会敛钱分用”，完全是一个以敛钱为目的的宗教迷信组织。当年秋天，先天教被清廷破获，王宁等被绞决。此后，表面具结改悔的王宁之徒韩鉴，又在赵城一带重兴先天教，发展教徒。道光二年，韩鉴收曹顺为徒。十四年，韩鉴因年老力衰，将教权交给曹顺掌管。曹顺掌教后，一改教内只知敛钱渔利的作法，利用当时因土地兼并和官吏敲榨勒索而激化起来的阶级矛盾，引导教徒走上反清起义的道路。他自称释迦佛转世，能知人前生，信服者日益增多。

道光十五年二月，曹顺与其徒秘密策划起义，并定于当年八月十五中秋节之日，在平阳府、霍州、洪洞县、赵城四地同时起事。不料，三月初起义机密失泄，赵城知县杨延亮下令捉拿曹顺等人。瞬时形势异常紧张。曹顺和他的徒弟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提前举行反清起义，并预先派人把住交通要道，截阻清廷的来往文报；又封韩鉴子韩奇和徒弟张汶斌为领兵元帅，攻打赵城，然后再分头攻取霍州、洪洞县城，再合兵攻取平阳府。 三月初四日夜晚，韩奇率部分起义者秘密进入赵州城，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破县衙门，将杨延亮及其家属、幕僚30余人全部杀死。次日，他们又分兵攻取霍州和洪洞县城，均被清军和当地乡勇击退。当日晚，曹顺获知起义失利的消息后，立即惊惶失措地逃命，其他起义者也放弃了赵州城。三月二十二日，当曹顺和其他几名起义者在山东曹州观城县一座破庙中躲避时，被巡查的清兵捉获。曹顺被解至赵城，在杨延亮墓前“摘心至祭”。曹顺起义的消息震动了清山西地方当局。在巡抚鄂顺安的命令下，清军急速前往围剿，但未到赵城，起义已失败。

本年年表

1、0月9日-《训民正音》出版，韩语书写文字正式通用。

2、北京八里桥，原名永通桥,始建于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南北走向，横跨通惠河，为石砌三券拱桥。中间大券如虹，可通舟楫，两旁小券对称，呈错落之势。桥上的每块石头之间嵌铁相连，十分坚固。 桥南北长50米，东西宽16米。桥面两侧有32副石栏板，栏板上有望柱33对，每个望柱上雕有石狮。

宦官世袭官职

正统十一年(1446)正月十三日，赏赐司礼太监王振等，并授王振侄王林锦衣卫指挥佥事，授太监钱僧保之侄钱亮、高让之侄高玉、曹吉祥弟曹整、蔡忠之侄蔡革副千户，且令世袭。宦官世袭官职实始于此。

复设税课司局

正统初年，英宗诏令凡京城内外所收商税，俱遵守洪武时期之旧额，不得借口钞法妄增。不久，兵部尚书于谦奏言，以各处税课司局收钞数少，官员旷职，虚费俸禄，请凡岁办课钞不及三万贯者悉罢。于是革罢直省税课司局，令有司代征商税;罢济宁、徐州及南京上新河船料钞，移漷县税关于河西务;船料税当输六十贯者减为二十贯，商民称便。正统十一年(1446)七月初七日，户部尚书王佐以军旅四出，所费浩大，库藏空虚，乃请置彰义门官房，收商税课钞。又复设直省税课司官。令天下税课司局，征税一万五千贯以上者，俱请复设税课司官。于是征榷渐繁，商民不堪。

广西瑶民起义

正统十一年(1446)九月，镇守广西总兵官柳溥不守成法，激民起义。同月十六日，广西瑶民起义入化州，执知州茅自得，杀千户汪义，声势大盛。

程富下狱

程富(1389-1458)，字好礼，号水月道人，歙县人。永乐十二年(1414)举人，授监察御史，出按湖广、江西，迁大理寺少卿。正统六年(1441)迁右佥都御史参赞甘肃军务。正统七年往抚云南有功，迁左佥都御史。再升右副都御史理院事。正统十一年三月初一日坐事下狱释。九月令回乡治疾。天顺二年(1458)七月三十日卒，年七十。

叶宗留起义

正统年间，流民问题益加严重，逃民四处就食。正统九年(1444)复开闽浙银场，以阻止逃民"盗矿"，处州民叶宗留与王能、郑祥四、苍老头、陈鉴胡为首领，聚逃民数千，活动于福建、浙江及广东、江西一带，多次与官军发生冲突。正统十一年(1446)三月初五日，英宗特遣御史柳华前往镇压，并遣兵分捕起义农民，令每村皆置隘门望楼，编民为甲，择其豪为长，使之自备兵器，督辖巡夫。在明军的围剿中，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诱杀了郑祥四、苍老头等三百余人。而叶宗留率众撤退，重新组织力量，使起义军迅速发展，叶宗留称"大王"，延聘龙泉良葛山人叶七为教师，训练武艺，由浦城攻建阳、建宁。叶宗留取江西铅山车盘岭为根据地，在浙、闽、赣三省边区活动，攻破州县多处。正统十三年(1448)七月，叶宗留大败官军于处州(今浙江丽水)，击毙都督陈诏。十一月，又设伏大败官军于玉山(今浙赣边界之江西玉山)。在这次战斗中，叶宗留中流矢牺牲。部众由叶希八率领，继续打击明军，杀都督陈荣、指挥戴礼。起义军声势大振。由陆鉴胡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攻破浙江的松阳、龙泉，自号"太平国王"，改元"泰定"。率起义军进围处州。正统十四年(1449)，陈鉴胡接受了朝廷的招降。其余部在陶得二的领导下继续斗争，屡歼明军。景泰元年(1450)，叶希八、陶得二相继投降明军。历时六年的矿工起义失败。

王振党诬陷大臣

正统十一年(1446)八月二十五日，吏部尚书王直、右侍郎赵新、光禄寺卿奈亨等下狱。当时奈亨谄事王振，被擢为户部侍郎。奈亨曾与吏部郎中赵新有隙，心怀怨而构陷之，涉及王直与侍郎曹义，一并下狱。三法司及六科廷鞠，奈亨论斩，王直、曹义、赵新俱流放。英宗原宥王直、曹义，夺赵新、奈亨之俸，不久释复奈亨职。为此，行人尚褫上疏言:古者刑不上大夫，今文武大臣，偶因微过，遽陷囹圄，事或涉虚，镟即得职。于是今日衣冠之大臣，竟为昨日受辱之囚徒，面对僚友及统属官，怎能无愧!请自今有过犯大臣召至午门，由大臣会审。事情属实则疏言其轻重，请旨裁决，不实则奏请还职。英宗颇以为言，但惑于王振，终不能改。

马中锡(1446年-1512年) 明朝故城(今属河北省)人。字天禄，号东田。成化年间进士，官至右督御使。曾统兵镇压刘六、刘七起义，以诱降失败为朝廷论罪，下狱死。能诗文，有《东田集》。小说《中山狼传》为他所作。

王华(1446年-1522年)，字德辉，号实庵，晚号海日翁;因年轻时曾在余姚龙泉山中刻苦攻读，人称龙山先生。明朝成化十七年辛丑科(1481年)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 。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宁波市余姚)人。

王华为官二十余年，虽无突出建树，但颇有节操，为官有清名，后因与大宦官刘瑾不和，被勒令辞职。王华其子为大哲学家王守仁。

杨溥(1371-1446)，字弘济，湖北石首人。建文二年进士，授编修。永乐初，侍皇太子为洗马。仁宗即位，擢翰林学士掌弘文阁事，不久进太常卿， *** 如故。宣宗即位，弘文阁罢，召杨溥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共同处理机务。宣德九年(1434)，擢为礼部尚书，学士值内阁如故。正统三年(1438)，《宣宗实录》成，进少保、武英殿大学士，与杨士奇、杨荣并列，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以居第方向杨士奇曰西杨、杨荣曰东杨，而溥用曾自署郡望曰南郡，而号为南杨。溥质直廉静，不设城府，性恭谨。正统十一年七月十四日卒，年七十五。赠太师，諡文定。

马亮(?-1446)，河南淇县人，起行伍。从明成祖靖难之役，因功累迁百户，历升指挥同知，授都指挥佥事，加陕西都指挥同知。永乐间护驾北征，升都指挥使。洪熙元年(1425)升右军右都督。宣德时随征武定州，又从宣宗北征，升左都督。正统九年(1444)，以征兀良哈立功封为招远伯，仍任府事。正统十一年(1446)七月二十六日卒。谥荣毅。马亮勇悍善骑，每战身先士卒，所向克捷，为一时骁将。

赖巽(?-1446)，字逊志，江西广昌人。永乐十三年(1415)进士，授河南道监察御史，出巡有风采。曾巡按苏松，纠治豪猾。又考察湖广官员政绩，罢黜参政以下官三百余人，当时竟有闻风解职者。秩满，升云南按察司副使，不久以荐升为云南按察使。正统十一年(1446)十月卒。

吴亮(?-1446)，来安人。永乐初，为旗手卫指挥佥事，作为萧授的副将镇守湖广、贵州。平定普定阿迟之叛，进升为都督同知。镇压计沙苗民起义，进为右都督。方政殁于麓川，英宗召吴亮还京，命为副总兵，将兵五万征讨麓川思任发。左迁都督佥事，仍佩征南副将军印，镇守湖广、贵州。正统十一年(1446)十一月卒。

伯鲁乃列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或译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1377年-1446年4月15日)，义大利文艺复兴早。

胡元澄(越南语:H? Nguyên Tr?ng，1374年-1446年，原姓黎名元澄，胡朝开国后改为胡元澄，又称胡澄，降附明朝后改为黎澄)，字孟源，号南翁。本为越南权贵及胡朝君主胡季牦的长子，曾任陈朝司徒、胡朝左相国等职。后来被明军俘获，在明朝工部任职。著有关于越南史文的《南翁梦录》传世。另外，又因他擅长兵器，成为一代兵器家，被明代军士奉为"火器之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