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
赵本山其人其作品越来越值得学界关注。如果说有哪个演员能一定程度上超越春晚的“成规”，那么这个特权演员无疑只能是赵本山。早已成名并且在电视剧、二人转、足球领域风风火火的赵本山已经不需要春晚这个演员梦寐以求的超级平台，春节前的《南方人物周刊》对其专访的标题就是“上春晚，我不快乐”。这几年来赵本山的春晚小品越来越呈现出“系列化”的特点，续集接二连三，“卖拐”之后“卖车”，“实话实说”之后“小崔说事”。姑且不论续集是否精彩，仅就这一行为而言，大有变相敷衍春晚的嫌疑，毕竟对付个续集一般来说总比另起炉灶更为简单。换句话说，春晚与赵本山呈现着互相依赖、互相利用的利益关系，而且赵本山处于强势的一方。故而赵本山小品在春晚自身的规范之外，有其极为独特的一面。
《说事儿》中赵本山饰演的“黑土”，是春晚上唯一真正的“农民代表”，在之前的小品里，“农民”只有转化为“民工”的形象供成功者们取笑才能获得进入春晚的资格。这一次的“白云、黑土”坐着“专机”归来，演绎“东北小老头小老太太”特殊的“七年之痒”。如同七年前的《昨天今天明天》，赵本山与宋丹丹的对手戏依然精彩，“白云”“名老女人”的小小虚荣被“黑土”假戏真唱，渐次揭露。春晚有太多以嘲笑对方缺陷、以弱者为乐的节目了，但赵本山领衔的小品有一份世道人情的宽厚打底，彼此的讥讽尽管笑料不断，却并不冷酷。
此外，今年赵本山小品独特之处在于，小品的语境是敞开的，在一定程度上要求观众参照真实的社会语境来解码。笔者注意到，生活中的“赵本山”如今经常在小品里卸掉角色的面具，以本来面目现出真身。比如，当“白云”把二人转扇子丢给“黑土”时，赵本山在那一刻抱怨了一句，“作家，看不上这玩意”。联系到这几年赵本山在推广二人转的过程中屡次抱怨精英文化的压力，这句台词饶有趣味。更直接地是，小品结尾是大家齐唱二人转，而伴舞的女孩子们就来自“赵家班”。是不是可以把这一结尾变相地理解为利用央视这一巨大平台对二人转的推广，笔者不好臆断。但一个有趣的现实是，除了魏三、孙小宝这两位“大腕”在05年春晚的垃圾时间里出场后（节目富有深意地叫做《明日之星》），二人转一直与春晚乃至央视的美学规范格格不入。今年如果不是借着赵本山来“瞒天过海”，恐怕“明日之星”的梦想还要无限地延宕下去。（一个可供参考的现象是，在1月27日辽宁台的春节晚会上，赵本山同样卸掉过角色的面具，在小品里他对着一位看完病要去踢足球的演员说，“调到辽足啦？”“我说你调到辽足我不能不知道啊”。这一刻台上的声音不再是“演员赵本山”而是“辽足董事长赵本山”）
更有趣的是，在小品中扮演“自己”的崔永元身上，也夹杂着这种现象。崔永元这一年风声水起，凭借着怒批中国电视怪现状及央视某主持人的行为，被舆论誉为2006年度的传媒人物。联系这一语境，赵本山对其看似戏言的“心眼多”“变坏了”饶有趣味，更反讽的是宋丹丹接过来的台词是“他们主持人都这样”。真让人分不清何处是戏何处又是真实的人生，也许恰如结尾唱到，“奔向人生大舞台”。戏梦人生，如此而已。
今生好好做回朋友名人故事
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今生好好做回朋友名人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2010年12月19日下午，《艺术人生》十年庆典暨“温馨2010”特别节目在京录制。
当崔永元以嘉宾身份亮相时，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却是当着大家的面，给朱军鞠了一个90度的躬，并诚挚地表示：“几年前我犯了错误，我已经在微博上道歉，但还不够，现在我正式道歉。”面对突如其来的此景，朱军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然后真诚地说：“朱军没你说的那么大的胸怀，但也从来没怪过你，小崔说的话，是媒体人的自律和责任。他不该道歉，也不必道歉，但他做了，所以崔永元就是崔永元，我也要说谢谢你。”随后二人相视而笑，击掌言和。
崔永元与朱军的“误会”还要追溯到五年前。
2005年，崔永元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这个主持人出来后却说‘这傻子今天真配合’。”说完后，崔永元还很愤怒地表示：“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没有这样的人格。后来我在看这个节目时，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想呕吐，太恶心了！”
虽然当时崔永元并没有指名道姓说这个主持人是谁，但是大家都猜测是朱军。面对突如其来的铺天盖地的猜测和非议，朱军异常苦闷，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为了此事，朱军后来还专门找了台长。
时隔五年，朱军对此事仍然无法释怀。2010年，朱军接受了一家杂志采访，再次谈及此事，他说：“这是他目前为止承受的最大的委屈，当时为此痛苦了半年，这个波澜大概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春节前后，很多人因此怀疑到我的人格，那段时间觉得挺痛苦的，觉得好像被别人侮辱了。即便时隔五年，我依然觉得有一份委屈。”
后来，崔永元无意中读了这篇采访报道，一时愧疚不已。11月9日凌晨4时，天还没亮。心绪难平的他，打开电脑，登录自己的微博，诚恳地向朱军致歉。他在微博中写道：“看了《南方人物周刊》对朱军的采访，很受感动和启发。对我当年过于含混的描述，使朱军饱受误解受到无端伤害深感歉疚！现郑重向朱军及家人鞠躬致歉！”
崔永元还是觉得道歉的力度不够，无法释去内心的`愧疚，于是决定通过媒体，在更加公开透明的场合表达自己的歉意，就出现了李文开头的一幕。
对于崔永元在节目中公开致歉，朱军不仅诚恳接受，还表现出了巨大的敬意。他说：“其实小崔的这个行为让我真的很佩服，并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这一样。这就是他的性格。”
此后，两人还在微博中互相加了关注。后来，朱军获得了“年度魅力人物之亲和之魅”的奖项，他却把功劳归功于崔永元，他说：“今天获奖还要感谢一个人——崔永元，是他前段时间的公开致歉让人们化解了误解……吾兄小崔，让我们今生好好做回朋友！”
拓展：名人故事
西汉时候，有个农民的孩子，叫匡衡。他小时候很想读书，可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后来他跟一个亲戚学认字，才有了看书的能力。
匡衡买不起书，只好借书来读，那个时候书是非常贵重的，有书的人不肯轻易借给别人。匡衡就在农忙的时节，给有钱的人家打短工，不要工钱，只求人家借书给他看。过了几年，匡衡长大了，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一天到晚在地里干活，只有中午歇晌的时候才有功夫看一点书，所以一卷书常常要十天半月才能够读完。匡衡很着急，想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看书。可是匡衡家里很穷，买不起点灯的油，怎么办呢？
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忽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丝亮光，他霍地站起来，走到墙边一看，啊！原来是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灯光。于是匡衡想了一办法：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了一点，这样他就能勉强读书了。
范仲淹，北宋人。两岁的时候，父亲就病逝了，母亲贫困无依只好抱着襁褓中的仲淹，改嫁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非常刻苦，朱家是个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附近山上的寺庙里寄宿读书，那是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化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咸菜，吃完继续读书。有时候夜里读书感到疲倦，就用凉水洗脸驱散睡意。他刻苦读书的精神给僧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范仲淹为官后针砭时弊，慷慨激昂，常不顾自身安危。他刻苦自勉，食不重肉，妻子儿女吃穿仅够自足而已。经常自诵：“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李时珍，明朝人，是一位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李时珍家世代行医，他的父亲医术很高，给病人看病常常不收诊费，就是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再当医生：因为那时候行医是让人看不起的职业。李时珍可不这样想，他暗自下定决心，要向父亲那样为病人治病。
李时珍22岁开始给人看病，一面行医，一面研究药物。他发现很多旧的药物书有不少缺点，于是下定决心重新编写一部完善的药物书。为了写这部药物书，李时珍不但在治病的时候注意积累经验，还亲自到各地去采药。他不怕山高路远，不怕严寒酷暑，走遍了盛产药材的名山。他有时好几天不下山，饿了吃些干粮，天黑了就在山上过夜。他走了上万里路，拜访了千百个医生、老农、渔民和猎人，向他们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他还亲口品尝了许多药材，判断药性和药效。
他回到老家，花了整整27年的时间，终于编写成了一部新的药物书，就是著名的《本草纲目》，这部书有一百多万字，记载了一千八百多种药物，每一种都有图，是中药书籍中一部伟大的著作，已经被译成几国文字，在全世界流传。
;有人认为，在当前社会语境下，民间公益活动离不开政府支持，否则难以正常运作。这是支持崔永元的人持有的一个典型观点。顺着这个逻辑，湖南省教育主管部门表示不反对，难免被解读为就是反对。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服务公益组织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政府部门有责任为公益组织提供支持或帮助。这其实是上述说法的另一表述形式。
这么说有错吗？从社会实际情况看，这似乎没什么问题。你看，政府权力无所不在，拥有着强大的社会资源，政府部门不点头，民间组织能成什么气候？但这么认为的话，人们就不得不承认，那些具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其运作模式合乎国情的正确选择。紧接着，人们还不能不承认，某些官方慈善组织财务不透明、捐款用途混乱，也与其运作模式无关，而只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倘若如此，近年来社会高度关注官方慈善组织发生的种种问题，呼吁放开民间慈善组织，又是为何？
显然，这里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就是把政府支持等同于政府应直接参与民间公益活动。问题是，如果让政府直接参与民间公益活动，还需要民间公益组织干什么？在这种运作模式下，究竟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公益组织才是主角？民间公益组织充当主角，而让政府部门跑龙套，有这可能吗？崔永元与湖南省教育主管部门的恩怨，其实就是在这里打上了结扣。与其说，这是当地因各种原因不愿介入“乡村教师培训”活动，不如说这背后还存在着双方对民间公益的理解分歧。
湖南省教育厅为何拒绝崔永元基金会的“要求”，崔永元又为何大动肝火，目前许多细节仍不明晰。但可以肯定，“乡村教师培训”活动的运作模式并不值得欣赏。这个活动在各地实际上都是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联手进行。且不说这样做是否沾染过多的权力色彩，使民间公益活动变得具有一定行政强制性。归根结底，这仍是基于个人或组织道德自觉的一种运作方式。试问，倘若这不是崔永元发起的公益活动，而是由什么华商组织搞的活动，人们是否会担心这很可能变成一种官商勾结？
政府部门理应支持民间公益，这一点也没错。但要搞清楚的是，政府该如何支持民间公益。政府对民间公益活动，自然应持欢迎态度，并提供各种便利。在一些情况下，政府出资购买民间公益组织的社会服务，也不失为弥补政府职能欠缺的一种办法。但是让政府部门发公文，要求下属部门配合民间公益活动，或者直接参与其中，扮演民间公益组织的角色，这肯定不是合理途径。这样做，政府职能与民间公益只会重叠一起，使得民间公益变得面孔暧昧。其结果是，民间公益组织要么变成官方慈善机构，要么沦为政府部门的应声虫。所以，不能因为“乡村教师培训”搞得有声有色，就忽略了其背离常识的内在逻辑。
民间公益究竟需要政府做什么？很简单，一是不能给民间公益组织设置一些毫无必要的准入门槛；二是，对于民间组织搞的公益活动，政府部门别来添乱。能做到这两点，就不会存在什么民间公益活动离开政府部门配合就无法开展的情形。就“乡村教师培训”活动来讲，其人员选拔以及名单公示与监督，难道就必须由各地教育局来主持？事实是，由民间组织自行寻找合适人选，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远比上述办法好得多。这个活动曾出现过教育局工作人员冒充乡村教师参加培训的现象，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小崔发飙，或许在于当地教育部门确实“不作为”，却也可能是担心其“乱作为”。倘若存在这种情形，那自当另作别论。如果事情并未发生，这种担心即便不是多余的，那也与其自身运作模式存在偏差有关。如今仍有不少地方愿意与崔永元基金会合作，但在湖南发生的事情，却足以引起崔永元对自身运作模式的反思。这个活动要想搞好，基金会要有效地运作下去，就该和政府部门保持适当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