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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它的主要特征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编年体：《春秋》采用了编年体的形式，将周代历史的重要事件按年代编排，形成一部完整的年代史。
简明扼要：《春秋》的语言简练，文字精炼，特别是对于一些历史事件，它只是简单地记录下来，不加评论或评价。
记事本位：《春秋》以“记事”为主要目的，主要是记录了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反映了春秋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历史变化。
正义思想：《春秋》强调正义，注重道德伦理，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尊王攘夷、忠君爱国、赏罚分明等思想。
多义性：《春秋》采用了一些简略的记载方式，如缺年、不详等，使得其叙述留有很大的空白和不确定性，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多义性和解释空间。
总之，《春秋》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文献之一，其特点是简明扼要、正义思想、记事本位、多义性和编年体等。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春秋时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或十六年间（前 722～前481或前479）的历史大事。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一万六千多字。其纪年依据鲁国，记述范围却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如它记载的三十七次日食，就有三十次同现代天文学推算完全符合，证明《春秋》确是当时信史，绝非后人所能杜撰。
旧说《春秋》为孔子所作。但近代学者研究证实,它应为鲁国历代史官世袭相承集体编录。因早在孔子出生前就有《春秋》流传，并已具备约定俗成的一套传统义例,即所谓“书法”。当时晋、齐、楚、宋等国均有这样的史官建置和类似的史书编著，其体裁及“书法”也大体一致。《春秋》所以能记载各国大事，就是这些史官相互通报的结果。另外,《春秋》中有违反“书法”、为权位开脱罪责的曲笔讳饰之辞，也有与孔子观点相反的记载,还有一些缺文讹误,甚至记录了孔子的生卒年。这些都说明《春秋》不可能是孔子所作。
《论语》、《左传》中都记有孔子对春秋时代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述，可见这是孔门弟子研讨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时正值社会剧变，礼坏乐崩，“天子失官”之时，原属官府掌管的《诗经》、《尚书》、《春秋》等典籍散播民间，成为孔门教学的宝贵资料。将世代相传的国史《春秋》作为教材，转抄流布，大约便是孔门后学所为。传说孔子晚年的高足弟子子夏即为擅长《春秋》的大师，而将孔子生卒记入《春秋》也当出于孔门后学对先师的敬意。孔子虽不曾编写过《春秋》，但讲述研习《春秋》却应肇端于孔子。
现存《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经文大同小异。《春秋》经文极为简略,每年记事最多不过二十来条，最少的只有两条；最长的条文不过四十余字，最短的仅一二字。显然这只是若干历史事件的目录标题。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尚以史管口述为主，文字记载仅属起提示作用的备忘录。《春秋》虽然简短,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从而赋与史官的口头讲述以信史价值，这已是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而由于《春秋》叙事过简，亦被后人讥为“断烂朝报”。《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但在政治方面,《春秋》又具有不可与《左传》等同的意义。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圣经，在政治上、学术上处于至高无上的尊位。历代不少儒生对它曲解依托，尽情发挥，使它在经学和史学领域，以至政治生活方面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参考书目 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北京，1963。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中华书局,北京,1981。
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周敬王十四年（506前） ，吴王阖闾以伍员（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攻进楚都郢。周敬王二十四年（496前），越王允常卒，阖闾乃挥师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越王勾践求和，送给吴王珍宝美女西施，自己亲自为夫差牵马。吴王乘胜向北进击，侵凌齐、晋，霸也，而中国皆怨。越王勾践使伐吴。周元王三年（前473），前三年，夫差会中国之盟，而侵凌中国，勾践以吴兵在中国，其国空，遂为吴，杀吴太子，夫差以重金求和，越乃释吴，仍围之。后三年，吴亡。惜天已越刺吴，而夫差弗能受之，今天以吴赐越，勾践安能不受天命？勾践欲迁夫差于甬东，夫差自杀。勾践乃会盟中国，周元王命勾践作伯。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春秋》最初原文有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
《左传》30卷；
《公羊传》11卷；
《谷梁传》11篇；
《邹氏传》11卷；
《夹氏传》11卷。
其中后两种已经不存。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从战国时期的荀卿流传下来的。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现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因为《春秋》是粗线条的笔墨。为补这一遗缺，后来又出现以春秋为主本的《传》，即现今流传下来的《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三种，并称春秋三传。《传》的《春秋经》文字基本上相同，也有一些差异，传文按年合并，先经后传。
“春秋三传”的侧重是有区别的。《谷梁》、《公羊》两传侧重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左传》则侧重历史细节的补充。李学勤先生坦承：“要找‘春秋大义’的话，要找《公羊》、《谷梁》。我个人认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今天还必须承认，因为《公羊》、《谷梁》的研究肯定会提供我们对于儒家很多重要观点的认识，这一点可能是《左传》反而做不到的。” 但，《左传》里面有学术，《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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